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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博弈棋子的命運:揭秘中國對美經濟間諜戰內幕


2017年3月,辛辛那提通用電氣航空的一名工程師在領英上收到了一個添加聯繫人的請求。這名工程師的名字裡有一個「華」字,下文我就這樣稱呼他。華今年40多歲,高大健壯,一張孩子氣的臉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了10歲。他於2003年從中國來到美國攻讀結構工程研究生。2007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他去了通用電氣公司工作,先是在該公司位於紐約尼斯卡尤納的研究機構工作了幾年,然後去了通用電氣航空。


領英上的請求來自陳峰(音),他是位於中國東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校方工作人員。和大多數使用領英的人一樣,華習慣了在網站上與不認識的專業人士建立聯繫,所以他沒有覺得這個請求有什麼不尋常。「在接受之前我甚至沒有考慮太多,」華告訴我。幾天後,陳峰給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邀請他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做學術報告。


華一直渴望學術上的認可。「念博士的時候,我原本是想在中國或美國當教授,」他說。但由於自己的研究更側重於實際應用而不是純粹的科學研究,因此更適合在企業找份工作,而不是留在學術界。在通用電氣航空,他所在的小組設計噴氣式發動機的旋轉葉片機匣。在葉片和機匣中使用碳基複合材料而不是金屬意味著發動機更輕且具有商業優勢。


「我很榮幸受邀做講座,」華說。在祖國獲得認可對華來說尤其有成就感,他來自一個小村莊,出身貧窮,他是他那一代唯一讀大學的孩子。除了聲望之外,那次邀請還給了他一次免費回國看望朋友和家人的機會。華安排在5月回去,這樣他就可以參加侄子的婚禮,以及他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同學聚會。不過,有一個問題:華知道,如果他告訴通用電氣(他應該這麼做),公司會拒絕讓他發表演講。「由於通用電氣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即使在美國發表演講也很難獲得批准,」他說。該公司擔心洩漏專利信息。


華向陳峰明確表示,他只能籠統地討論複合材料的研究,不能深入討論他在通用電氣航空所做的具體工作。華告訴我,為了準備講座,他回顧了為攻讀博士學位所做的工作,並從科學論文中收集了更多信息。他還在筆記型電腦上下載了一些通用電氣的培訓文件。其中包含公司專家關於使用複合材料的說明;華計劃在他的航班上準備演示文稿,他認為這些文件會幫他節省時間。


到達中國後,華乘坐高鐵從北京到南京,陳峰開車送他到大學校內的一家賓館。第二天早上,陳峰和華去見了一個人,據介紹,此人是江蘇省國際科技發展協會副主任曲輝(音)。曲輝送給華一份見面禮:用精緻禮盒包裝的中國茶葉。「我把它當成一份榮譽收下了,」華說。「我從小就喜歡喝茶。」


幾十名學生和教職員工參加了華的講座。華很樂意回答他們問的幾個問題。「我記得一位學生特別詢問了我在講座中談到的材料的結構,」他說。「我說,這是通用電氣的專利信息。我只是以這張照片為例,但我無法分享我們正在設計或使用的東西的細節。」


演講結束後,陳遞給華一個信封,裡面有3500美元,那是機票的報銷費用和講座酬金。然後,他們與曲輝以及幾位教授共進晚餐。當晚,華乘火車返回上海;第二天,他飛回美國。一回家,他就想起忘了從南京的大學禮堂的電腦上刪除自己的演示文稿。他很擔心,因為演示文稿中包含一些帶有通用電氣標識的圖片。「所以,」華告訴我,「我給其中一位學生髮了電子郵件,我說,你好,你能刪掉那個演示文稿嗎?」他以為事情就到此為止了。


上個月,一隻中國間諜氣球在美國領空飄過,隨後在南卡羅來納州海岸被一架戰鬥機擊落,這一畫面清楚地提醒著人們,美中之間的地緣政治對抗正在升級。儘管世界大國之間相互監視並不罕見,但中國對美國軍事基地進行監視卻似乎未受懲罰,這讓許多人感到震驚。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中國部署裝有能收集信號情報天線的氣球是「公然侵犯美國主權」;中國政府則譴責擊落氣球是反應過度。這一事件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對抗,加劇了兩個已陷入軍事、技術和經濟優勢競爭的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


間諜氣球飛越美國領土是中國情報收集的一次非常公開的展示,但幾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一場不那麼顯眼、可能更具破壞性的活動,目的是竊取美國的商業機密和知識產權。雖然武器和軍事裝備一直是焦點(中國的特工和平民涉及各種軍事技術的盜竊或非法轉讓,包括與雷達、戰鬥機、潛艇和武器系統有關的技術),但中國的間諜活動在20世紀80年代及以後不斷擴大,目標涉及農藥、水稻種子、自動駕駛汽車和風力渦輪機等各種商業技術。


儘管中國公開否認從事經濟間諜活動,但中國官員會在私下間接承認,從海外竊取知識產權是國家政策。前外交官、現供職於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詹姆斯·劉易斯回憶起自己在2014年前後參加的一次會議,會上美中政府代表討論了這個問題,其中還有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美國國防部的一位助理部長解釋說:聽著,間諜活動是可以的——我們搞間諜,你們搞間諜,所有人都搞間諜,但都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劉易斯向我講述道。「這是為了國家安全。我們反對的是你們的經濟間諜活動。一位解放軍高級上校說:等一下。我們不像你們那樣,在國家安全和經濟間諜之間分那麼清楚。任何能建設我們經濟的事情都有利於我們的國家安全。」現在,美國政府的反應變得似乎越來越像中國的觀點:在美國官員看來,中國的間諜活動對美國經濟利益構成的威脅就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與中國的經濟一樣,代表它進行的間諜活動也是由中國政府指揮的。國家安全部負責收集外國情報,還包括收集中國政府希望打造的技術領域的情報。根據美國反間諜專家的說法,該部門目前的重點與2015年宣布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一致。這個產業計劃旨在使中國成為10個領域的世界頂級製造者,包括機器人、人工智慧、新合成材料和航空航天。用一位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的話來說,該計劃就是一份「盜竊路線圖」。


中國政府不僅依靠情報機構,還依靠企業、機構和個人收集專有信息。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2019年的一份報告列出了中國企業(它們通常有來自政府的支持)幫助將戰略技術從美國轉移到中國的各種方式。這些手段從看似中規中矩(收購擁有關鍵知識產權的美國公司),到臭名昭著的脅迫(迫使美國公司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並分享商業機密以換取中國市場的准入機會),再到赤裸裸的盜竊。網路攻擊已經成為一種越來越常見的策略,因為它們並不總能直接與中國政府聯繫起來。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美國聯邦特工和網路安全專家已經確定了這些攻擊留下的數字足跡(包括惡意軟體和IP地址),並將這些證據追溯到與中國政府有明確聯繫的特定駭客組織。


也許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國試圖利用那些在西方定居的大量華裔。國家安全部和其他中國政府支持的組織花了相當大的精力從這些僑民當中招募間諜。美國大學的中國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及美國公司的員工,都是他們的主要目標。美國聯邦調查局退休的反間諜特工詹姆斯·蓋洛德告訴我,中國領導層「很早就宣布,所有中國人都屬於中國,無論他們出生或生活在哪個國家」。「他們向華裔美國人發出呼籲,雖然你們是美國人,但還是可以同我們分享信息,二者之間沒有衝突。我們不是威脅。我們只是希望能夠參與競爭,讓中國人民感到驕傲。你們是中國人,所以你們一定希望看到中華民族繁榮昌盛。」


撇開其背景和潛在意圖,對於熱衷為祖國建設做出貢獻的華裔美國人和海外華僑們來說,這樣的信息可能令他們產生強烈的共鳴。並非所有人都能預見到,他們幫助中國的意願可能導致他們違反美國法律。中國對其所謂「中國人」的利用還有一個更加令人不安的後果——它可能導致美國工業界和學術界的僱員受到不適當的審查,使他們受到不公平的懷疑,認為他們對美國不忠誠。


華並不認為到中國分享他的技術專長有什麼特別之處。許多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都獲邀到中國去介紹他們的領域。華沒有預料到,他的南京之行將成為一系列事件的開始,最終令美國政府前所未有地了解到中國針對美國廣泛而不懈的經濟間諜活動,並最終導致一名中國情報官員首次在美國領土上被定罪。


2017年11月1日中午左右,華掃描安全識別卡,進入通用電氣航空公司的辦公室,幾小時後,華接到公司IT部門的電話,要求他去見通用電氣的安全官員。這個電話加深了他自有一天早上以來持續的焦慮,那個早晨他和他所在小組裡的其他成員被要求交出自己的外接硬碟,接受IT部門所稱的計算機安全審查。過了一會兒,他們又被要求上交自己的工作筆記型電腦。華不禁懷疑,這是否與他一直對僱主隱瞞的南京之行有關。



很快,他的擔心得到了證實:在會議廳裡等著與他面談的通用電氣安全官員想了解他半年前的中國之行。他去了哪裡,為什麼去?華告訴他們,他回家參加大學同學聚會,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探親訪友。


然後,安全官員告訴華,聯邦調查局想和他談談。早已來到大樓的兩名聯邦調查局探員走進了房間。其中一位是剃著光頭、留著山羊鬍、眼睛明亮的布萊德利·赫爾。他先是向華詢問有關他那次中國之行的情況,與通用電氣安全部門的問題相同。


一位特工在採訪中告訴我,華緊張得渾身發抖。他重複了對其僱主的安全官員的回答。赫爾繼續問了關於這次旅行的更多問題,給了華幾次機會來修正他的故事,並暗示他認為華沒有說實話。最後,他向華出示證據,證明華曾與親朋好友之外的人會面,還訪問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華癱坐在椅子上,好像被打垮了。赫爾告訴他,對聯邦探員撒謊是犯罪。他建議華詳細回憶到訪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所有細節,華震驚了,沒有立即坦白,但在談話過程中,隨著赫爾不斷追問,華最終講述了他訪問南京的原因,以及他在那裡做了什麼。根據與我交談的特工對那次面談的描述,他漸漸說出了實話。

華終於坦白,他曾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做過一場關於使用複合材料設計飛機部件的演講。他說,自己一直非常小心,沒有洩漏任何通用電氣的專有信息,儘管他下載了屬於僱主的某些文件,幫助自己準備幻燈片。隨著華提供了更多那次訪問的細節,赫爾確信,他在南京受到了中國情報官員的接待,他們希望把這位工程師作為一個有價值的對象來培養,可以為他們竊取商業機密。

下午4:30左右,談話已經進行了幾個小時,赫爾建議休息一下,吃點他為大家點的披薩。他還向華提出了一個條件:如果他同意合作,並參與針對中國人的反間諜行動,聯邦調查局就不會建議對他提出指控。華已經被告知,聯邦調查局當天下午在他正接受面談時搜查了他的家;他的車也被拖走接受搜查。而在談話現場,特工們已經發現他撒了謊,他意識到這足以讓自己陷入麻煩。儘管他在南京的演講中沒有分享任何商業機密,但他去中國之前下載到自己筆記型電腦上的一些文件被標記為出口管制(由政府強制指定),他可能為此面臨刑事指控。他知道自己必須做些什麼來拯救自己和家人。

「沒有人會嫉妒一個產生最具創新性想法並且從中開發出最好技術的國家,「負責國家安全的前司法部助理部長約翰·德默斯在2018年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道,「但我們不能容忍一個國家竊取我們的心血成果。」

儘管中國現在是一個製造業巨頭,但在技術上仍然嚴重依賴美國和歐洲,指責中國一直大肆竊取美國公司和機構的知識產權既不是什麼新鮮事,也並非毫無根據。2008年,在加州一家國防承包商工作的華裔工程師麥大志(音)被判入獄24年以上,罪名是竊取包括美國海軍系統在內的數項敏感技術情報,並將其洩漏給中國。對麥大志的調查導致另一名中國間諜鍾東蕃被發現。鍾東蕃是波音公司的工程師,他向他在中國的聯絡人提供了數以千計的文件,其中包括與美國戰鬥機、穿梭機和德爾塔IV火箭有關的設計和其他技術規格。在過去十年中,在許多行業都發現了為中國實體工作的人竊取或試圖竊取商業機密。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案件涉及六名在美國的中國人,他們試圖從愛荷華州和伊利諾州的田地裡竊取專利玉米種子。一位名叫劉元軒的加州工程師被發現竊取了二氧化鈦生產的相關機密,這種原料被用作油漆和牙膏中的增白劑。近年來,有華裔曾因盜竊火車頭、半導體、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專有信息而遭到起訴。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通過數百個正式的「人才」項目招募那些它認定的外籍國民,這些項目在美國學校和行業中尋找專家,讓他們幫助填補國內特定的知識空白。「這是一個讓他們回到中國參加會議、演講的工具,提供機會與他們發展關係,然後利用這種關係獲得知識產權,」海軍刑事調查局前反間諜特工岡納爾·紐奎斯特告訴我。


客人通常被安排住進豪華酒店,出門坐豪華轎車,還被帶去觀光旅遊。蓋洛德說,接受了這種慷慨的待遇後,一些人覺得有義務提供他們最初可能不打算分享的信息。在聯邦調查局工作期間,蓋洛德走訪了許多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都曾受過這樣的奉承。其中一些人描述了他們是如何受到壓力的。「他們會說:『我演講中的所有內容都得到了公司的批准。講完下台後,一群嘰嘰喳喳的學生圍著我問更多的問題。他們不斷向我索要越來越多的敏感信息,』」蓋洛德說。「很多人說:『過一段時間,你的戒備就開始鬆懈了。你不能一直說『我不能談這個』。然後你就開始避重就輕做出回答,說出越來越多的東西。」


中國政府還提供經濟激勵措施幫助中國僑民利用從美國僱主那裡竊取的商業機密在中國創業。蓋洛德告訴我,陸文峰(音)是加州歐文市愛德華茲生命科學公司的工程師。他的僱主發現他一直在下載該公司心臟導管的專有信息,於是向聯邦調查局舉報了他。蓋洛德和同事們展開了調查,發現除了其它種種危險信號,陸文峰經常在訪問中國之前收集這些材料。特工在他準備再次前往中國時逮捕了他。在他隨身攜帶的筆記型電腦和USB隨身碟上,調查人員發現了他從僱主那裡獲取的信息。在搜查他的房子時,特工們發現了他從工作過的另外兩家美國醫療設備公司收集的更多文件。「然後,在他的筆記型電腦裡,我們發現了他與中國市政府官員達成的協議,為他提供位於南京一個工業園區的研究辦公室,前三年免租,」蓋洛德說道。「換句話說,他竊取了我們公司的研發成本,然後去那裡以更低的價格搞開發。並且擁有整個中國市場,而美國公司不會得到任何收入。」陸文峰對未經授權獲取商業祕密的指控表示認罪,並於2019年被判處27個月監禁。


聯邦調查局不願透露消息來源和調查方法,因此沒有向我透露特工們如何得知華對南京的訪問。但從一開始,它就懷疑華的東道主想要的不僅僅是一次單純的學術交流。隨著調查人員對那次行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可以看出,它具備情報行動的所有特徵——通過領英進行初步接觸,將華介紹給一些與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關係較弱的人。聯邦調查局懷疑,那個江蘇的科技協會是中國政府的幌子,送茶葉給華的曲輝是一名情報官員。


特工們想了解更多關於曲輝的信息,他似乎是中國試圖招募華的關鍵人物,他們看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將對華的調查進一步擴展。與我交談的特工將他們的反間諜行動比作逆流溯源。因此,為了換取不會面臨指控的保證,華成了聯邦調查局的線人,願意在聯邦調查局的要求下與他的中國聯絡人溝通。


蒙蔽往往是間諜和反間諜活動的核心;間諜和間諜獵人的成功取決於能否找到一種萬無一失的方法來蒙蔽他們的目標。在描述華與其中國東道主的通信時,這名特工強調,調查人員沒有自己鍵入任何東西。那些信息都是華親手寫的,目的是讓它們看上去顯得真實,而這正是聯邦調查局想要的。調查局的一個語言專家團隊幫助不懂普通話的赫爾弄清楚華可能會說什麼,會怎麼說。不過,他們最終還是需要依靠華自己的判斷來確定如何措辭。


從中國回來後,華與南京的主辦方保持著聯繫。「如果將來還有機會訪問中國,我一定聯繫你,」他給曲輝寫道,從而保留了去該校進行另一次學術交流的可能性。接著,在赫爾的指示下,他在12月20日通過微信給曲輝發了一條信息,此時距離聯邦調查局對他進行首次問話已經過去了一個半月。他告訴曲輝,他願意在2月份,也就是春節前一週再來一次。在早些時候與曲輝的談話中,他談到了自己作為家中長子的責任,所以他想在中國的春節期間回家是合乎情理的。


曲輝同意了這個提議。2018年1月9日,他給華髮短訊說:「我會和這裡的科研部門聯繫,看看需要什麼樣的技術,告訴你該做什麼準備。」


那時聯邦特工已經獲得了對曲輝用來聯絡華的兩個電子郵箱的搜查令:jastxyj@gmail.comjastquhui@gmail.com。幸運的是,調查人員發現兩個電子郵件地址都是iPhone的Apple ID,關聯著一個定期備份手機數據的iCloud帳號。特工後來獲得了對這兩個iCloud帳號的搜查令,在關聯jastquhui@gmail.com的帳號發現了重要信息。


其中證實了他們一直以來的懷疑:曲輝為中國情報部門工作。他的真名是徐延軍。他從2003年開始在國家安全部工作,經過六次晉陞後成為江蘇省國安廳六局的一名副處長。他和我們很多人一樣,用iPhone拍下重要文件——他的身份證、工資單、他的醫保卡、請假申請——這些信息就是這樣存在他的iCloud帳號裡的。在iCloud裡,調查人員還發現了2016年與南航一位教授的談話錄音,其中徐延軍談到了他在情報方面的工作以及與旅行相關的風險。「領導要你拿美國F-22戰機的材料,」他對教授說。「你待在家裡是拿不到的。」在iCloud帳號中發現了徐延軍的身份證據是個別有意味的重大轉機。iPhone在全世界得到廣泛使用——本身是美國技術實力的結果——幫助美國反擊了一個敵對國的技術竊取。


目標人物原來是一名國安部高級別官員,這一發現提升了聯邦調查局此次調查的重要性。前述調查局特工稱,徐延軍的身份揭示是打擊中國經濟間諜活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意義並不僅限於這一個案件。他說,當聯邦調查局特工到公司和大學談論威脅時,持懷疑態度的聽眾要求提供證據證明竊取商業機密屬於中國政府指使的行動。現在,徐延軍就是聯邦調查局所需的例子。現在有了這樣一名情報官員,用一位調查局特工的話說,他就是一個傀儡師,在培養美國公司的人員以竊取商業機密。聯邦調查局決心對他立案,如果可能的話,甚至逮捕他。


2017年11月受到聯邦調查局問訊後,華立即被通用電氣航空公司停薪留職。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他難以找到有償工作,同時需要忙於為聯邦調查局做事。在調查局的指示下,他通過微信和電子郵件與徐延軍保持聯繫,表達非常想要分享通用電氣的信息。「最近我聽到傳言,說我的部門會裁員,我當然不想受到影響,但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他在1月23日的一條消息中寫道。「這就是為什麼我正在盡最大努力收集盡可能多的信息。」徐延軍問華是否可以發送有關建造風扇葉片防護罩的規格和設計過程的材料。華奉上一份名為《GE 9X風扇防護罩設計共識審查》的文件。它看上去很有用,但並不包含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與聯邦調查局合作的通用電氣航空公司對這份文件做了修改。誘餌奏效了:徐延軍膽子更大了,發送了一份「國內需求」清單,希望華按這個清單收集信息,例如設計複合結構用的是什麼軟體。




2月5日,在華和徐延軍約定再次前往南京大約一週前,徐延軍要求他將他的通用電氣筆記型電腦文件夾的目錄複製到一個文件中,並一起帶來。他提供了有關如何在文本軟體中創建文件的說明。該文件將從概覽的視角呈現華在通用電氣的團隊所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從中可以看到華能夠獲取哪些信息。


聯邦調查局從未打算讓華前往中國。2月7日,他給徐延軍發信息說他去不了了,因為他的老闆讓他3月去法國出差。他解釋說,要為那次出差做很多準備工作,所以他不能請假。「因為已經訂好的票不能退,」他寫道,「連我父母都很失望。」


他問他是否還能報銷機票。大概對無法會面感到失望的徐不置可否。他回信息說:「我們能在你下次回來的時候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嗎?」


然而,一周後,徐延軍的興趣被重新點燃——華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發送了一份筆記型電腦目錄的副本,其中刪除了所有通用電氣認為敏感的信息。徐延軍提議,他們在華3月去法國出差時在歐洲的某個地方見面。在此之前,他們一直通過電子郵件和微信進行溝通,但在2月27日,徐延軍試圖在辛辛那提時間將近晚上10點時與華進行影片通話,顯然急於敲定他提出的會面。華在家,但身邊沒有聯邦調查局特工指導他該怎麼做,他不能冒險回答。大約一個小時後,在赫爾的指示下,他給徐延軍發了一條信息:「抱歉沒接到你的電話。我在哄孩子睡覺。」他還說,他將於3月25日至4月6日在法國出差。


第二天,徐延軍和華談到安排見面地點時,華建議比利時、德國或荷蘭——他說,這樣他就可以遠離他的通用電氣同事。


這並不是真實原因。聯邦調查局希望會面發生在一個可以逮捕徐延軍的國家。法國政府不太可能同意。


徐延軍問華能否帶上他發來的目錄的內容。「我覺得這是好東西,」徐延軍說。


華說他計劃帶著他的筆記型電腦去和他見面。


「問題是,你能把東西導出嗎?」徐延軍問。


華確認他可以,並再次向他保證,他會把文件帶在身邊。


「好吧,」徐延軍說。「讓我們盡量在歐洲見面吧。」


2018年3月的最後一週,華在赫爾等特工的陪同下飛往布魯塞爾。幾個月來,他一直積極配合他們的調查;現在他即將參加實地行動。他的妻子很擔心。「我試圖向她解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告訴我。


徐延軍飛去了阿姆斯特丹。他想讓華在那裡見他,但聯邦調查局想讓徐延軍去比利時。在幕後,美國當局一直在努力尋找一個願意合作的歐洲國家,他們最終和比利時政府達成一致。赫爾讓華向徐延軍解釋說,他不能按計劃在3月31日來阿姆斯特丹,因為他的老闆要他參觀比利時的一家工廠。他可以改為在4月1日會面,而且必須在布魯塞爾。


計劃之變讓徐延軍感到慌亂。他回信說,他很難改變行程;他堅持在阿姆斯特丹會面。在給華的微信語音中,他解釋說,未經上級事先批准前往另一個國家會面將被視為嚴重瀆職。然後他提議他們在鹿特丹會面——華可以去這個荷蘭城市並在當天返回布魯塞爾。


聯邦調查局不得不為華想出一個拒絕徐延軍的理由。「週日是復活節,我老闆很重視,」華通過微信給徐延軍發消息。「他為出差的團隊預留了復活節午餐,並要求我們最好參加。」他不可能離開布魯塞爾。


徐延軍終於讓步了,華給他發了一張聖休伯特拱廊街一家咖啡店的照片,這條街是布魯塞爾市中心的一個歷史地標,宏偉的高柱建築和拱廊玻璃屋頂吸引了眾多觀光客。


會面定在下午3點。但徐延軍提前幾個小時就在一名國安部同事的陪同下去咖啡店踩點了。兩人穿過拱廊。當他們走近咖啡店時,比利時聯邦警察逮捕了他們。除了兩部智慧型手機和大約7000歐元外,徐延軍和他的同事還攜有價值7000美元的百元美鈔——應該是他們計劃在當天下午給華的現金。六個月後,徐延軍被引渡到美國,面臨經濟間諜指控。


去年8月23日,在辛辛那提聯邦法院的宣判前聽證會上,我看到穿著橙白相間囚服的徐延軍。雖然是個高個子,徐延軍的身形並不顯魁梧,方形臉龐在當天的訴訟中沒有顯露多少表情,只是早些時候戴著手銬查閱律師給他看的一些文件時有些困難。在法官的指示下,一位聯邦法警解開了他的手銬。儘管只是非常有限的一點解脫,徐延軍還是點了點頭表示感謝。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徐延軍的律師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徐早年在中國的生活跟華很相似。他和華一樣出身貧寒,一樣全身心投入學業,日夜苦讀,週末也在學習——取得優異成績是創造更好生活的一種方式。和華一樣,徐延軍成為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獲得了工程學士和碩士學位。他們人生道路的相似部分到此為止。2003年,也就是華前往美國的那一年,徐延軍開始在國安部工作。


在徐延軍被引渡到美國三年多之後,為期兩週的審判於2021年10月在辛辛那提開始,聯邦檢察官陳述了他們的控罪依據。徐延軍的律師團隊包括來自中西部頂尖的塔夫脫·斯泰丁紐斯和霍利斯特律師事務所的五名律師,意味著所需的數十萬美元法律費用是由中國政府支付的。(律所拒絕就本文置評。)辯方辯稱,徐延軍被騙了;他與華通信的目的不是竊取商業機密,只是為了促進華與中國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辯護律師之一拉爾夫·科寧在結案陳詞中說,「實際情況是,我的委託人徐延軍先生成了一枚棋子,一方面美國產業界試圖從中國榨取利益,另一方面又想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而他成了這種緊張狀態下的一枚棋子。」


檢方稱,徐延軍一直在通過網路間諜活動和利用人力資源,系統地在美國和歐洲的航空航天公司獲取知識財產。檢察官找到的大部分證據通常不會來自同一個地方,但徐延軍的帳號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個間諜個人和職業生活的存儲庫。這是因為徐延軍經常將他的iPhone日曆用作日記,不僅記錄當天的事件,還記錄他的想法和感受。例如,2017年的幾條記錄表明,他與自己的上級查榮(音)的關係日益緊張。他在3月27日寫道:「查今天拒絕了一項餐費報銷。」然後,在4月28日:「與查的關係降到了冰點。」那段時期的其他記錄——那時他開始與華通信——反映了徐延軍個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例如在8月17日的一則記錄中,他哀嘆了似乎是一段婚外情的結束。她「昨天早上看到我在雨中,沒有停下腳步,她打著傘走開了」。5月19日記錄的一個片段證明了他的財務狀況也不佳:「我在股市上損失了好多。我讓自己掉進了這個財務大坑。」


備份至雲端的還有徐延軍與其他幾位美國航空航天業員工的信息往來,這些都由檢方在庭審期間展示了出來。其中一人是在菲尼克斯一家霍尼韋爾分公司工作的亞瑟·高(Arthur Gau,音),他作證說查榮與徐延軍給了他5000美元,並且為他支付了2017年前往南京作技術報告的機票費用。(2021年5月,亞瑟·高在亞利桑那州承認了未經許可對外提供受管控信息的罪行。《彭博商業週刊》去年9月的一篇文章對徐延軍案進行了詳盡報導。)另一人是航空工業公司福克的一名工程師,他接受了徐延軍的邀請,前往中國與一家中國研究機構分享了信息。在此之前,他的父母在國內所住樓宇因涉某開發項目需要拆遷,失去了住所,但隨即得到徐延軍的幫助。一名以化名李尚(Sun Li,音)出庭作證的波音IT技術人員述稱,徐延軍試圖培養與他的關係,徐先是通過一封郵件聯繫到了他,在郵件中表示已與這位證人的父親——一位中國學者——取得了聯繫。該證人後來與徐延軍見了面,後者多次提出要為其報銷來回中國的路費,以換取他在IT方面的知識與經驗。在意識到徐延軍感興趣的並非其項目管理專業,而是「一些我無法提供的東西」之後,他最終終止了與徐延軍的聯繫。


「他們所說的交流並非只是好意的邀請,」該案主任檢察官蒂莫西·曼根向我概括了他當時對陪審團提到的一點。「這屬於整個招募環節的一部分。某些會有成果,某些則不然,但這是他們在拋出釣魚線,是在打探對方的底細。」


在對徐的審判中,曼根援引了徐和幾位中國工程師之間一場長達四小時的會議的錄音,以表明這絕非什麼無傷大雅的交流。很難理解徐為什麼要錄下這段對話——事後看來此舉之輕率令人驚訝,因為錄音最終出現在一個iCloud帳號中——總之,他在錄音中解釋了從海外華人處獲取信息的方法。「作為國外專家,他們公司安保非常嚴格,因此他們很難直接拿出大批材料,」徐告訴工程師們,強調需要考慮信源被盯上的風險。他在談話中還提到如何在瞄準特定技術的同時發現潛在招募對象。「打個比方,如果我是搞航空的,那麼我會去找波音或洛克希德,對吧?我會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找到,」徐說。「在我找到這個人之後,我會弄清楚這個人是不是在做什麼?比如是不是負責整體設計,或者航空電子設備。」


徐的iCloud帳號中的信息使調查人員獲得了另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徐曾幫助協調一場針對幾家航空技術公司的網路間諜活動。根據網路安全公司CrowdStrike在一份報告的描述,這些攻擊始於2010年,此前不久,國企中國商飛公司宣布,它選擇了通用航空公司和賽峰集團的一家合資企業,為中國第一架國產商用客機C919提供定製的發動機。直到後來安全研究人員將這些點串起來,才看到了一場針對霍尼韋爾、凱普史東渦輪公司和賽峰集團等公司的活動背後的計劃全貌。「當我開始把所有這些受害者放在一起時,我發現,好吧,原來這些都是C919不同部件的製造商。」網路安全專家亞當·科茲說,他經營一家安全公司SinaCyber,也是CrowdStrike報告的第一作者。根據這份報告,儘管中國商飛準備從這些公司採購製造飛機所需的部件,中國政府顯然同時也在試圖從這些供應商那裡竊取知識產權,以便實現在中國本土的生產。


控方在庭審中主張,徐在這些行動中發揮了作用。在他的iCloud帳號中有幾條與賽峰集團僱員、製造工程師田曦(音)的聊天記錄,表明他們一直在密謀侵入公司的計算機網路。他們的計劃是,由在江蘇的某賽峰集團工廠工作的田曦將徐提供的惡意軟體安裝到一名從法國來訪的賽峰集團員工的筆記型電腦上。該計劃用了好幾個星期才成功。田在2014年1月25日給徐發了一條短訊報喜,說「木馬已經植入」——這裡指的是特洛伊木馬,一種惡意軟體。(田因相關罪名被起訴;案件正在審理中。)


庭審結束時,徐被判共謀和企圖從事經濟間諜活動以及竊取商業機密罪名成立。在去年11月提交的一份量刑備忘錄中,徐的律師對這名間諜做出了令人同情的描繪,稱他心地善良,喜歡和兒子一起踢足球,經常爬樓上上下下給年邁的鄰居搬運日用品。他們指出,徐只是在做本職工作,並稱「他不是胡作非為的行動執行人或犯罪主謀」。他們在備忘錄中辯稱本案宜從輕處罰,因為美國政府不能指望通過嚴厲懲罰某一個情報官員來阻止中國竊取知識產權。法官不為所動。去年11月16日,徐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他正在對判決提起上訴。


對徐延軍的逮捕和檢控可以看做是抓捕敵方戰鬥人員,此人進而成為一名戰俘,但美國官員認為有一個重要區別——這場戰爭,或者說經濟間諜攻勢,是由中國單方面發動的。中國政府堅持認為美國的經濟間諜指控是「誹謗」,稱對徐延軍的指控是「憑空捏造」。在曼根看來,徐延軍案審判中提出的證據遠遠超出了證明他有罪的範疇——它揭露了中國龐大的經濟間諜活動的系統性本質。前述調查局特工說,通過對徐延軍活動的披露,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間諜活動有多麼普遍。如果一個省級官員就能做到他所做的事,你可以想像這個國家的整體行動規模有多大。


從2019年和2020年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公布的兩份起訴書中就能感受到這種規模,起訴書指中國的五名計算機駭客入侵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100多家企業、非營利組織和政府機構。這些駭客屬於APT41組織,司法部稱該組織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支持,而且其活動不局限於盜竊知識產權和商業信息。調查人員說,駭客們還從電信公司竊取了超過100萬條詳細的通話記錄。APT41似乎已經開發出一種數據建模方式來挖掘這類信息,並針對特定目標繪製出社交網路,這些目標包括一名居住在印度的西藏僧侶以及香港的民主活動人士。這些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


去年9月的一天,我到辛辛那提向華了解他的經歷。他同意見面,前提是我要保護他的身份。儘管他在法庭上用真名作證,但他還是想盡可能不引人注意,尤其是出於對他家人的擔心。我們在一家中餐館吃午飯。他走到我和他的律師坐的桌子前,溫和地和我握手打招呼,並請我體諒他說話聲音乏力,因為他在慢跑時傷到了肋骨。


華告訴我,過去幾年他一直在重建自己的生活。在協助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期間,除了開優步拉客的幾週之外,他實際上處於失業狀態——停薪留職幾個月後,他被通用電氣解僱了。他最終在一家工程公司找到了一份與自己專業無關的工作。儘管如此,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我為什麼要在沒有諮詢僱主和家人的情況下就接受邀請?」他說。「這是我罪有應得。」

當我問到他對複合材料的興趣時,他來了興緻。「這是一個迷人的領域,」他說。「你可以用多種方法設計複合材料。你可以跳出框框思考,你在設計時有很大的靈活性。」然而,當我問他是否考慮重返這個領域時,他搖了搖頭。「我不想,」他說。他似乎擔心回去設計複合結構會以某種方式打開一個新入口,觸碰到他試圖走出的創傷。


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幾次看到他的眼睛閃著淚光,嘴唇顫抖。但每當我要求他描述他經歷那些事情的感受時,他就會露出一種堅毅的表情,似乎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有時候會難以入眠?是的。我對我所做的事情感到後悔。但我總是告訴自己,那是過去,我能做什麼?我只能向前看,看我明天能做些什麼。」


當華告訴我他是如何同意協助調查局來拯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時,我不禁想到,他和徐是他們幾乎無法控制的地緣政治博弈中的棋子——兩個背景相似的人的生活發生了碰撞,兩人的結果都是不幸的。我問華,他是否對徐安排他去南京感到憤怒。「不,」華回答道。「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幾周後,徐於11月16日被判刑,華通過他的律師向我轉達了一個信息,說他聽到徐將在監獄中度過這麼長的時間,感到很難過。「他不是我的敵人,」華說。「我們都只是普通人。」


原載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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