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手冊 (一)
已更新:2022年11月12日
王炳章博士簡介

王炳章,1947年12月30日生,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人。畢業於北京醫學院,曾當過八年的駐院醫生,一九七九年出國留學。
王炳章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中美建交後中國大陸派出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之一。一九八二年底王獲加拿大麥基爾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批留學生中的第一個博士,中國大陸報紙和海外親共報紙為此發表了專門的社論和文章,稱讚他的學習成就。但王炳章選擇了“反叛”,決定“棄醫從運”,走上了艱辛的爭取中國民主的道路。
為重新點燃被中共鎮壓不久的一九七九年中國民主牆時期的革命火炬,王炳章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底串聯志同道合中國留學生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宣布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結束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同時宣布發行中國大陸留學生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國之春》雜誌。致力於打破中國共產黨長達幾十年的新聞封鎖。他派員與中共大使館和到台灣、香港接洽,要求註冊發行《中國之春》雜誌,台灣和香港接受了,但遭中共政府拒絕。王炳章第一個試圖在海峽兩岸三地同時註冊發行大眾媒介,他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新聞自由的巨大關注。
王炳章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紐約召開了“中國之春運動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在會上成立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這是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在海外成立的第一個民運團體。王炳章被選為第一屆主席,開創了中國海外民運的先河,從此中國人民在海外產生了第一個對中共政權的政治壓力團體。
王炳章領導下的海外民運積極介入歷年來中國大陸政治反對運動特別是八九年民運導火線的三十三人簽名活動。 “6.4”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他勇敢地乘飛機“闖關”北京,被阻攔在東京,沒有成功,但鼓舞了國內的學生運動。
一九九八年王炳章成功地回到中國大陸,走遍大江南北,進行秘密串連,推動籌組中國大陸第一個民主政黨中國民主黨的活動,在九八、九九兩年裡掀起大陸各省市轟轟烈烈的組黨運動。 26個省市紛紛成立民主黨“籌委會”,致力於衝破中共黨禁,開創中國多黨政治局面。
中共對王炳章的革命活動極端恐懼和仇視,二00二年六月,王炳章在越南邊界城市芒街與國內人士會見,被中共特務強行綁架回國。中共當局肇開了在境外綁架民運人士的“國家恐怖主義”先例,王炳章成為了第一個受害人。
二00三年二月,在被綁架和秘密關押8個月之後,王炳章被中共法庭判決無期徒刑。消息公佈後,引起了社會各界和國際輿論的公憤。王炳章是中國民主運動幾十年曆史中被判刑期最重的領袖,這也從側面地反映了在中共眼中王炳章的份量。
民主人士汪岷對王炳章的評價:九個第一的王炳章——1949年後第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博士,第一個"反叛"的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第一份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的創辦人,第一個海外民運政治團體"中國民聯"的創辦人,第一個以身試法"闖關"大陸的海外民運領導人,第一個成功闖關,推恿酥洩舐階櫚車拿裰韉橙耍諞桓齪俺鱸詿舐"重建中華民國"口號的民運領導人,第一個被中共從境外綁架回去的民運領導人,第一個被中共判決無期徒刑的民運領導人。
作者序
我根據多年從事民運的經驗和教訓,整理出了一個小冊子,包括了民主運動運中常見的一百多個問題,從理論到實際運作都有,定名為《民運手冊》。
《民運手冊》的初稿今年元月份寫就之後,曾在民運小範圍內徵求意見(後來獲知,知名的電腦雜誌《大參考》將這份初稿廣泛發到國內)。在最初的“編寫說明”中,我明確表示,這只是一個初稿,很多問題並未形成最後結論,並就下面三問題公開徵求意見:
一,哪些提法不妥?
二,哪些立論不對?
三,漏掉了什麼問題?
這清楚地表明,我的原意是想廣泛容納各方意見,真實地反應當代民主運動的全貌,使《民運手冊》成為一本集體的作品,以更為切合實際,更為實用。
在今年元月份,我成功地突破中共封鎖,秘密闖關回到國內。我也向一些國內民運界的朋友們散發了《民運手冊》初稿,以徵求國內民運的意見。國內外不少民運朋友認真閱讀了初稿,並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感謝。
但是,沒用想到,這份尚在徵求意見階段的初稿,竟糟到一些人的誤解和非議。個別人抓住個別詞句,斷章取義,故意歪曲我的原意進行批判,有意迴避《民運手冊》的實質和中心內容。為此,很多民運朋友建議,應盡快出版《民運手冊》,以便使那些聽到《民運手冊》、但有誤解的人士,能夠一覽全貌。另一方面,國內形勢發展很快,各界的確期待一本參考性的《手冊》性讀物盡快問世。
在此《民運手冊》正式出版之際,我想把我的編寫初衷再明確一下:
第一,它仍然是一份不成熟的《手冊》,希望各界朋友繼續提出修改意見,以便再版時修訂。
第二,所謂《手冊》,應簡明地包羅萬象。有些並不代表我個人的真正意見,但做為《手冊》,亦應收集在內。我是學醫出身,象編寫《醫療手冊》,在列出某一疾病的治療方案時,會把一切可能的方法都包含進去。但是,這並不代表編寫者一定喜歡使用每一種方法。使用哪種方案治病,由讀者自行選擇。變革中國的專制社會,是一個巨大的工程。中國得了專制一病,在診斷上,大家看法大致相同。但在變革方法的選擇上,莫衷一是。尤如臨床會診,每個醫生都同意該患者得了癌症。可在治療上,各有己見。有的主張動大手術,有的主張用藥物保守治療。有時,誰也說服不了誰。變革中國的專制惡疾,有主張改良的,有主張革命的;有力主合法鬥爭的,也有主張不承認專制惡法、而應採取非法手段的。做為《民運手冊》的編寫者,我有責任將這些不同的方式都編寫進去。
從初稿到正式出版之間,印尼爆發了人民革命,迫使獨裁者蘇哈托下了台,印尼正步上民主的軌道。印尼形勢的轉變,更加堅定了我的民主革命的理念。
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和偏好。在編寫中,大家可以察覺到我的鮮明觀點。對於一些容易引起誤解的地方,我接受朋友的勸告,在出版成書時,做了必要說明。現在,既然《民運手冊》已經正式出版,我希望今後大家引用時,以此版本為準。
一問: 什麼是民主?民主的定義是什麼?
答: 民主的題目很大。我們談民主,至少應分為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民主理念, 即理論部分,我稱為“軟件”部分。二是民主制度,即實踐部分,我稱為“硬件”部分。不知你問的民主,指的是民主理念呢,還是指民主制度?
第二問:民主理念是什麼?
二問:原來,民主分為理念和製度兩個層面。請您先談談民主理念好嗎?
答:民主的理念至少包含三個要素:
第一, 政治上人人平等。你看過選舉嗎?投票時,國家元首投一張票,普通老百姓也投一張票。計票時, 兩張票的價值是一樣的。國家元首雖位高權重,卻不能以一票頂十票。這是政治上人人平等的一個例子。不管你是國家元首, 還是部長,或是普通工人、農民、知識份子, 大家在政治權利(注意:不是權力)上,在法律面前,應當一律平等。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和舉行政治集會的權利等。落實在選舉上, 就是一人一票, 而且, 每票的價值相等。另外,選舉時, 應該是自由競選,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自薦、或被推薦為某一民選公職的候選人, 如區、鄉、縣、省、中央級的人民代表(或稱議員), 縣長、省長, 直至國家元首。在美國, 人人可競選國會議員, 人人可競選總統。中共自稱也搞民主, 但在選舉時, 中共一手操縱。候選人全由中共欽定。你要自薦為候選人, 與中共欽定的候選人競爭, 可能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者,即使有這樣的機會,不論選上選不上,都可能遭受到中共的打壓和迫害。最近,陝西工人趙長青,自薦參選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這是中共法律中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豈有此理的是,趙長青竟然遭到中共當局的逮捕和關押。這是典型的專制,豈能稱為民主?
第二,權力來自人民,或稱主權在民。國家元首的權力(注意:不是權利)很大,省長、部長的權力很大,縣長、警察局長的權力也很大,但這些權力是從那裡來的呢?是誰給的呢?在人類剛剛出現時, 本來沒有是政府的組織形式。後來,由於集體抵抗自然災害的需要, 由於集體生存、防衛的需要, 由於維持群體基本秩序的需要, 人們組織起來, 形成雛形管理機構, 逐步演化為健全的政府。因此,政府是人民創建的, 人民選擇的。政府的權力, 是人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自訂的, 也不是少數人授予的。或者說, 政府只有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 才能行使統治的權力。政府的職能是保護人民,而不是欺壓百姓。別說欺壓百姓,就算政府工作做的不好,人民(選民)都可以、而且應該推翻或更換政府。定期、公平、自由競爭的選舉,是人民選擇、更換政府的方式之一。
第三,民主理念的第三個要素是:服從多數人的決定(或稱服從多數人的統治),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前一句好理解。多數票選了你當村長, 你就是村長。少一票,就不能當村長。後一句,即保護少數的問題,要多做一些解釋。首先,多數是不需要保護的,因為,多數人的力量大,少數人欺壓不了他們。需要保護的,是少數人。最少的少數,是一個人。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說到底,就是保護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包括政治權利。在某種意義上講,民主理念的真正內涵是保護少數,而不是服從多數。比如,有一百個人,其中九十九個人做出決議,處決一個無辜的人。這是多數人的決定,但這不是民主,這叫多數暴力,或叫多數專政。在選舉時,少數人選敗了,但其基本權利應充分收到保護,如生存的權利、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下次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等。多數人保護了少數,實際上就是保護了自己。因為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 但在另一個問題上, 可能是少數。今天是多數, 明天可能就會變成少數。不明白多數應該保護少數、到後來反遭滅頂之災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派首領羅伯斯庇爾,就曾挾“多數”之勢、以“公意”的名義,處決了大批異己份子,連著名革命家丹東都未能倖免。後來,羅氏被“請君入甕”,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林肯總統倡導、孫中山博士大力宣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三原則,是上述理論的體現。民有,指的是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政府權力歸人民所有。民治,指政府由人民治理,由人民監督。民享,指的是政府的目的是造福於人民,為多數人謀福利。
第三問:什麼是民主制度?
三問:那麼,什麼是民主制度呢?
答:民主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硬性規定下來的、以確保民主理念得以實現的政府權力結構及政治運作規範, 或俗稱遊戲規則。民主制度至少包括如下幾個要素。
第一,政府最高權力的分散與製衡。鄧小平曾囑咐趙紫陽,搞政治改革不能搞“三權分立”那一套。鄧小平還批評過美國的“三權分立”是什麼“三個政府”,說這種形式不好,互相扯皮,沒有效率。其實,最高權力的分散與製衡,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硬件結構。缺之,就不叫民主政體。鄧小平對三權分立的批評,說明他對民主政治乃一無所知。為什麼要將權力分散開來,並加以製衡?我曾用“切餅與分餅”的比喻, 把這一深奧的政治學原理, 通俗地表達出來。有十個人, 有一塊餅,大家分著吃。如果找一個人,他既切餅,也分餅。可能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可能先把餅切成十塊,九塊是小的,一塊是大的。然後,由他一人來分。他有可能分給別人九塊小的,自己留下那塊大的。這就導致了不公平。如果將游戲規則稍做調整,結果就大不一樣了。試想,我們找兩個人,一個專門切餅,另一個專門分餅,即把切餅與分餅的權力分開。這樣, 切餅的人就想了:假如切的大小不一,分餅的又不是我,我得到最小的一塊怎麼辦?為了防止得到最小的一塊, 切餅的那位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將餅切成均勻的十塊。你看, 分權的結果, 導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在政府結構中, 負責切餅的, 即制定利益分配準則的, 是立法機構。各國叫法不一, 或議會, 或立法院, 或下院, 或人民代表大會等,其職能是製定法律。執行分餅的, 是行政機構, 有稱總統府的, 有稱國務院的,有稱內閣的,等等,其職能是執行法律。司法權獨立是另外一項特別重要的設置。假如切餅的和分餅的互相勾結,專把小塊的餅分給老百姓怎麼辦?在這種情況發生時,老百姓需要一個裁判(法官)主持公道,並有控告切餅者和分餅者的權利, 讓他們交出侵占的利益。這個裁判\法官, 必須是獨立的, 不受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左右。否則,無法公正的判案。裁判機關,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和審判裁決的權力。
在這裡, 不防插個小曲。我的《切餅與分餅》一文發表後, 著名政治學者嚴家其對我說: “文章寫得很好, 它使我想起三年困難時期分飯的事。當時下鄉, 吃大鍋飯。分飯時, 大家製定了一個規則, 一人一碗, 選一個裝飯的。裝飯的那個人,要等每個人拿完之後, 取最後的一碗。這樣, 他裝飯時, 就會盡量均勻。”那時, 嚴家其並非政治學者, 但大家已知權力分散的道理。裝飯的權力在一人, 分飯的權力卻不在他, 而在大家。其實, 中國早就知道權力分散與製衡的道理。如管理錢時, 會計與出納分開, 互相制衡,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發明。分管錢, 與分管權是一個道理。在上古時期的中國, 部落酋長會議(立法機構)與最高統帥(如堯、舜)的權力是分開的,堯、舜只司行政和軍事指揮權。而且,最高統帥也是推舉產生的。因此說,民主並非共產黨所說的,是什麼西方的玩藝兒,權力製衡也不是西方最早發明的。中國早就有這些。我們現在只是把它挖掘出來, 發揚光大就是了。所以,搞民主,不是西化。真正在中國搞過西化、俄化的, 恰是中共本身,是中共從西方搬來了馬列主義, 禍害了中國。
話說回來,接著討論權力的分散與製衡。
立法上, 講究公平。因此, 立法人員人數要多, 面面具到, 照顧到代表性。
行政上, 講究效率。因此, 要充分授權, 操作明快。
司法上, 講究公正。為求公正, 法官要消除顧慮, 秉公判案。具體的說,就算國家元首犯法, 也要鐵面無私, 將其置罪。為此,各國都想出了一些辦法。如美國, 法官為終身製,行政首長、包括總統, 不得罷免之,以此消除其丟官的恐懼。另外, 法官被授予高薪, 用高薪養廉將金錢行賄而判案偏頗的可能性壓低,等等。
第四問:政體、或政府的形式如何設計?
四問:為保障權力的分散與製衡,政體、或政府的形式如何設計呢?
答:縱觀世界的民主政府,政體、或稱政府形式,大致分為兩大類:內閣制與總統制。內閣制的特點是, 先選國會議員(立法者), 再由議會中的多數黨或多數派組成行政班子(內閣), 推舉總理, 任命各部部長。內閣成員, 即各部部長, 可從議員中挑選,也可從非議員中挑選。重要的一條:司法權完全獨立於議會與內閣。這樣看來,內閣制是兩權半分立的設置。內閣制的範例是英國和日本。總統制與之不同。總統制是三權分立。議會操立法權, 總統領行政, 總統任命的總理及部長, 不得兼任議會議員。與總統和議會鼎立的是最高法院, 掌司法之權。美國和俄國,是總統制三權分立的樣板。
當然, 還有混合式民主政體, 如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內閣制。
內閣制與總統制, 各有優劣。內閣制下, 執政黨在議會中佔有多數,執政黨的政策易於變成法律, 議會配合總理運作, 行政效率較高。總統制下, 執政黨不見得掌握議會中的多數, 如目前的美國克林頓總統。議會可製肘總統, 降低其行政效率。但在另一方面, 議會制衡總統, 總體犯錯率就會降得更低。總之, 最高權力愈分散, 效率就愈低, 國家整體犯錯率也就愈少, 走彎路的機會就愈小。各國應根據自己的國情, 尋找自己的平衡點。至於中國適合總統制, 還是內閣制, 將有賴於進一步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整體表面上也有三權:議會(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最 高法院。但實際上是一權\中共一黨專制,控制一切。人民代表大會只是橡皮圖章 ,最高法院只是中共打擊異己的工具。因此, 有了形式上的三權分立, 並不一定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 還有賴於其它要素。
第五問:民主制度第二個要素是什麼?
五問:你剛才提到, 民主制度要有五大要素,你才闡明了最高權力的分散與製衡一個要素,請問,第二個要素是什麼?
答:第二個制度上的要素是軍隊和武裝力量國家化, 軍隊效忠於國家人民, 不屬於、更不效忠於某黨某派, 軍隊不干預政治, 不介入政爭。軍隊的職能是保衛國土,抵抗外侵, 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這些, 都要在法律中規定下來, 並加以實施。如果軍隊屬於某一政黨的工具,該黨就可能用之鎮壓異己,民主只能成為一句空談。中共一再強調黨要指揮槍, 是對民主化的反動。同時,也暴露了他內心的虛弱。八九民運如果沒有軍隊的血腥鎮壓,中共政權的解體是必然的結局。有鑑於此, 中國的進步力量應利用一切管道, 做軍隊的工作, 對之進行軍隊國家化的宣傳教育,並做個別軍官的工作。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 讓軍隊站在人民的一邊, 至少要保持中立。惟此, 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有希望。
第六問:民主制度其它幾個要素是什麼?
六問:民主制度還有其它幾個要素,請問是什麼?
答:民主制度的第三個要素是多黨制。多個政黨公平競爭,互相監督。你幹不好,就下台,讓別的黨試試看。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結束後,開放了黨禁,步入民主制度。一時間,冒出了成百上千個小黨。但不久,就形成了兩大政黨掌控局勢的局面,其它小黨影響力不是很大。台灣開放黨禁後,也有類似情形。為什麼呢?這是因為, 政黨乃代表某一群體的利益。社會上的最大的兩個經濟利益群體,一是勞工階級(勞方),一是有產階級(或稱投資階級,資產階級,資方)。兩大經濟利益集團,則會推出兩大政黨,分別代表自身的利益。美國的民主黨,比較傾向於勞工階級、少數民族和女性選民。共和黨則傾向於投資階級, 在移民及少數民族問題上,比較保守。英國的工黨及很多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黨, 較像美國的民主黨,而英國的保守黨及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黨, 較似美國的共和黨。也就是說,社會上最終形成兩大傾向性的政黨, 在當今時代是難免的。其它小黨,或代表特殊族群(如加拿大魁北克黨, 代表以獨立為訴求的法語系族群),或代表特殊的利益團體(如德國的綠黨)。綜觀當今民主國家,多是由兩大政黨輪流執政。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兩黨政策的左右搖擺,整個社會在左右搖擺中獲得平衡。比如,社會民主黨(或美國民主黨)上台執政, 推行偏左的路線,比較多些照顧勞工階層的利益,如增加最低工資,強化醫療保險,增加失業金、救濟金、養老金等。在社會這種左擺的情況下,專吃社會福利的懶人增加,投資者因負擔加重而將資金轉向國外投資,失業率上升,社會生產力衰落,國際競爭力削弱。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將被左傾福利政策拖垮,人民生活水準反而下降。七十年代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曾發生過這種情況。這時,改革呼聲即起,保守思潮回頭,執行右傾政策的政黨便會上台。右傾政黨隨即糾偏,執行傾向投資階層利益的政策,如放鬆政府對某些項目的投資管制,出售國有企業,鼓勵投資,減少稅收,削減福利等。如此,投資增加,就業增加,懶人減少,社會生產力提升。但是,如果右擺過了頭,就會導致貧富懸殊,勞工福利得不到保障,老弱病殘得不到照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長。下次選舉,廣大的勞工選民就會把左傾政黨請回來,社會再向左擺。就這樣,社會在左右擺動中獲得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左右政黨的政策差距漸趨縮小,但其傾向性還是可以察覺出來的。左右兩大政黨雖主宰政局,但小黨仍有活動空間和作用,本書不擬討論這一課題。
將來,中國會出現一個類似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傾政黨,傾向勞工階層。與之對立的,是另一個傾向投資階層利益的大黨,類似美國的共和黨和英國的保守黨。
多黨制的好處還有許多,最重要的是,它使執政黨勵精圖治,不能胡作非為。別說貪污腐化,就是政績不佳,選民也會在下次選舉時,將你轟下台,換上其它政黨。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特權橫行,貪污成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一黨專政,如果有另一個政黨監督、制衡,並有取而代之的可能,中共這個執政黨就不會這麼肆無忌憚了。當然,言論、新聞自由的監督,司法的獨立也是不可或缺的。
總之,多黨之間的公平競爭,讓選民自由選擇,是民主制度不能缺少的要件。
第七問:民主制度的第四個要素是什麼?
七問:民主制度的第四個要素是什麼?
答:民主制度的第四個要素,是周期性選舉制度,即定期舉行各級政權的公平選舉。曾有人問一位美國的社會學者,美國什麼東西值得他驕傲。這位學者回答說,我們能夠每四年選出一位總統。這句話極其平常,但又極為發人深省。的確,世界之大,國家之多,有幾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像美國人民一樣,定期的、公平的、公開的、自由的、毫無恐懼地選擇自己的國家領導人呢?
民主選舉一定要公開、公平,不能由某黨、某派包辦和操縱。如總統(或稱主席)的選舉,應該每個人都有權競爭這個職務。在美國總統選舉時,每次都有幾位不大知名的人士,登記為總統候選人。雖然選不上,卻成為民主制度的見證和民主理念的潤滑劑。
選舉要定期,這是另一項重要的遊戲規則。執政者乾的不好,選民下屆換人就是了。這就需要定期的選舉。
第八問:民主制度的第五個要素是什麼?
八問:民主制度的第五個要素呢?
答:民主制度的第五個要素,是法律保障下的言論自由。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曾說,如果讓他在一份獨立的報紙與政府之間做一選擇,他會選擇前者。可見,他對言論自由是多麼情有獨衷。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定,國會不得立法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請注意:美國憲法並不像中共憲法那樣,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而是規定政府不得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兩種不同的立法原則。信仰基督教的美國人民認為,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是上帝賦予的,是天賦的,是與生俱來的,是不言而喻的,根本用不著法律的賦予。後來,為了強化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才立法明文約束政府,不得用任何形式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樣,就有了雙保險。
為什麼民主社會如此重視言論自由呢?因為,選民總覺得,把權力交給某些人(政府官員),是不大放心的。而言論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是監督政府最有效的武器,以防止官員為非做歹。在民主社會,新聞出版界被稱為第四權,與立法、行政、司法權並立。新聞記者被稱為無冕皇帝。政府官員,上至總統,下至公務員,均逃不出新聞人員及閃光燈的監督。任何尋私舞弊,貪贓枉法,立刻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涉入水門事件而觸犯法律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是在新聞界(尤其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窮追猛打下,被迫辭職的。事隔幾年,華盛頓郵報舉行百週年報慶時,大批美國政府官員抵會祝賀。白宮的代表致詞說,一提到華盛頓郵報,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大家的心情,那就是心中“怕怕”。一句話,引起哄堂大笑,但幽默中,也著實反映出民主政府的官員對新聞界的敬畏。的確,在民主國家,高官行為不檢點,被新聞界修理而搞得灰頭土臉、甚至喪失仕途者,真是不計其數。前白宮剋林頓總統的幕僚長,坐公家飛機私人度假;前加拿大國防部長出入色情場所;都沒有逃出新聞記者的眼睛。
言論自由又被引申為表達自由。正是言論自由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民主社會對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保護一直不遺餘力。著名的焚燒美國國旗事件,維吉尼亞某高中學生拒絕起立唱國歌事件,曾喧鬧一時,最後,肇事者均判為無罪。法院在宣判書中,引用憲法第一修正案,宣布:人民有權焚燒國旗,有權拒唱國歌,這是表達自由,政府無權干涉!真是擲地有聲,傑佛遜九泉之下當會含笑。
反觀我們中國,別說燒國旗,就是說句中共當局不受聽的話,不知多少人為此含冤入獄,家破人亡。現在,經濟上開放了,但言論自由上不敢開放。有人會說,現在人們什麼都敢講,為什麼說沒開放呢?只是在朋友面前講講而已,在小範圍內發發牢騷、罵一罵,不叫真正的言論自由。真正的言論自由,指的是發表和出版的 自由。像我這樣的小冊子,能夠出版,才叫真正的言論自由。為什麼中共不敢開放發表和出版的自由?中共特權們幹的壞事太多了,暴了光,他們的權力寶座還能保的住嗎?積極促進言論發表和出版的開放,是民主運動的工作之一。
第九問:民主的“硬件”與“軟件”
九問:你剛才提到民主的“硬件”與“軟件”的概念,可否說明一下?
答:理念和製度,猶如電腦的“軟件”與“硬件”,是互相搭配的。 “軟件”是程式,只有搭配相容的“硬件”,“軟件”才能工作。同理,民主的理念,只有在民主的製度下,才能實現。象“主權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服從多數,保護少數”這些理念(軟件),在中共專制的體制下,別說實現,就是宣傳一下,也會受到迫害。反過來,專制的理念,如什麼“黨指揮槍”、“四個堅持”一類,在民主制度的“硬件”中,亦無法運行。
我要指出的是,民主運動不能只是停留在宣傳理念的層次上,更重要的,是要以建立民主制度為目標,即完成“硬件”的工作。
在某種意義上講,設立“硬件”(制度)的工作可能更為重要。雅典人創建了民主制,但缺乏人權觀念,以致外邦人、婦女和奴隸沒有公民權。美國立國之初,建立的是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硬件),但很多民主的理念並未實現。例如,婦女和黑人沒有選舉權(超過應有選民的一半),黑奴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但是,我們決不能以此否認它是民主的政體。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婦女和少數民族表面上都有了選舉權,但決不能以此否認它是專制制度。權力分散、互相制衡的民主政體(硬件)確立後,即使某些民主的理念一時不能完全實現,它卻給未來實現這些理念,奠定了基礎。如同電腦,“民主”“硬件”組裝完成後,相容的“民主”“軟件”隨後慢些寫,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如果組裝的是專制“硬件”,寫多少民主的“軟件”也是徒勞。因此,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建立分權制衡的民主政體,是民運的工作重點。
我也要提醒大家,中國的民主政體建立之初,民主理念的實施,可能會有不理想之處。這不用急,應允許有一段時間的軟硬件調試期。
第十問:民主運動追求的自由是什麼?
十問:請問民主運動追求的自由是什麼?
答:談到自由,人們都會想到“不自由,勿寧死”的名句及“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名詩。為了自由,多少人拋棄生命,犧牲愛情,寫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故事。自由,的確是民主運動追求的一項崇高目標。
自由及自由主義的概念似乎一直是討論不完的問題。在這裡,我試圖跳出學術討論的圈子,把問題簡單化,通俗化,將自由大致分為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思想、精神上的自由。第二,言論及表達上的自由。第三,行動上的自由。第四,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即爭取自由的自由。
先談思想與精神上的自由。自由是對拘束而言。思想與精神自由,不僅是無拘無束的思想和思考,而且是無憂無慮的思想與思考。問題看來非常簡單。其實不然。在中共專制下生活過的人,大都有過這樣的經驗:雖然你不想說什麼,也不想做什麼,但是,一旦想到中共整人的殘酷,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感。其實,中共就是有意在製造這種恐懼感,並利用人們的恐懼感維持其統治。所以,所謂思想與精神自由,首先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我從北京機場出發,負芨留學。一直到飛機起飛,確切一點說,當飛機飛出國界抵達卡拉奇時,我才鬆了一口氣:終於逃出了中共的魔掌。在此之前,一直有種恐懼感,生怕在最後一刻被沒收護照、拖下飛機。後來,我了解到,很多出國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
一九八二年,我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我一所一所走訪美國的大學,發動留學生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不少留學生願意和我交談,但條件是:只能單獨見面。因為,他們擔心周圍有中共的耳目。你看,即便在海外,人們都感到脫不出中共的魔爪,這種思想上、精神上的恐懼感何其深也!據統計,在中共專政下,中國人精神病的患病率遠高於世界的平均值。這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恐懼導致的後果之一。民主運動就是要創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使人們在思想上、精神上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談到這裡,我想到旅居紐約的兩個北京人的對話。
甲:美國紐約有什麼好,出門擔驚受怕的,怕被搶,怕被偷。
乙:這是你自找的。
甲:怎麼講?
乙:你可以呆在家裡不出門。或乾脆搬到鄉下小鎮去,那裡沒有偷,沒有搶。
甲:你在紐約也被偷搶過嗎?
乙:有過一次。
甲:那你為什麼不搬離紐約呢?
乙:我愛紐約。我在這裡有被偷被搶的危險,但這是自己選擇的,怪不得別人。而且,小心一點可以避免。還有,你不覺得嗎,這裡也含有平等的因素。富人、窮人、當官的、老百姓,走在街上,被搶的機率,被偷的機率,是相等的。說不定,富人更危險些。
甲:高論!高論!難道你在紐約為的就是享受這種平等嗎?
乙:這是負面的平等,還有正面的平等,那就是機會,發達的機會。每個人在這種機會面前也是平等的。那你為什麼要呆在紐約呢?為什麼不回北京呢?
甲:在北京不如這裡自由自在。
乙:對了。在這裡,你不見得發達起來。但你會有一種自在的享受。你可以隨意想,隨便說,隨便走。我不否認,你我出門,都怕被偷、怕被搶。但你我避免了一種更大的恐懼:那就是,因言行不慎而半夜警察到你家抓你的恐懼,那就是半路上中共便衣把你帶走的恐懼。而且,這種恐懼是你躲不掉的,是不平等的。很多人看過《北京人在紐約》,為什麼紐約那麼亂,這些北京人還捨不得紐約?他們願意在紐約艱苦地掙扎,原因之一就是享受這種精神上、思想上免於專制恐懼的自由。
在精神和思想的層面上,還有一種自由,是民主運動所要追求的,那就是免於被洗腦的自由,免於被強行灌輸某種意識形態的自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還有一條:政府不得制定國教,即不得強行向人們灌輸某種意識形態。
大家知道,中共是強行向人民灌輸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這種灌輸從幼兒園就開始了,一直到小學、中學、大學,直至工作、死亡。你不接受這種灌輸,就是“反動”,就會遭受政治迫害。它灌輸的,是馬列毛思想。這是一種“觀念暴政”,是設置“思想牢籠”,是比肉體牢籠更可怕的東西。有人或許會說,現在已經沒人相信那一套說教了。言下之意,不必過分理會它。不對!不要小看“思想牢籠”的作用,中共灌輸的,不僅僅是意識形態,而且,還有一套思維方式,即鬥爭哲學和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看看周圍的人,包括民運人士,或多或少都受了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鬥爭式的、對抗式的、非白即黑式的、封閉式的、非理性式的、不信任式的、無神論式的、惟我獨尊式的、無遊戲規則式的、對人不對事及階級對立式的思維到處可見。在民運內爭中,中共式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影子隨手可見。所以說,中共統治中國的結果,不僅僅破壞了經濟及自然資源,最糟糕的,莫過於對人心的毀壞。而且,毀壞的,不只是一代兩代。
因此,我們要建立的民主政體,是一個開放的政體,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有選擇自己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自由,即免於被強行灌輸一種意識形態和一種思維模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