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手冊 （二）
第十一問：對於言論和表達自由的補充
十一問：對於言論和表達自由，剛才你已有所討論，請問還有什麼補充嗎？
答：略做一點補充，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在現代民主社會，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近乎是絕對的。之所以如此，乃基於如下理念：嬰兒生下來，即哇哇哭叫，即有豐富表情。這是造物主賦予的，是與生俱來的。任何人無權剝奪這種自由與權利。言論自由只受到一種法律約束：不能捏造事實和有意中傷。否則，將構成誹謗。在現代民主社會，你出版什麼，印刷什麼，任何人無權干涉，甚至出版物不必向政府登記。
一九九六年，好來塢出了一個影片，描述美國最黃色的雜誌《好色客》創辦人的故事。該雜誌極為黃色下流。其創辦人一生官司纏身。首先，政府告他的雜誌低級下流，傷風敗俗。法院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為依據，判他無罪，捍衛了他的出版自由。後來，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描寫一個知名的神父(衛道士)和他的母親亂倫的故事。文章極其淫穢。但他在文章的末尾加了一句：本文純為虛構。雜誌出版後，輿論大嘩。神父不堪受辱，入秉法庭，告其誹謗。結果，神父敗訴。這兩個案子，均引起了各界極大的關注，因為，這是對美國言論自由的考驗。雖然多數美國人不喜歡他的黃色雜誌，甚至不喜歡他這個人，但在法院判決後，大都表示滿意，並鬆了一口氣。大家明白，連這種異端的言論都受到了保護，那麼，還有什麼不可以講的呢？保護了這種異端言論，就等於保護了千千萬萬人的言論自由。這裡，涉及到一個“權利意識”的問題，在討論人權觀念時，再詳加說明。
當然，我們並不鼓勵出版黃色雜誌，更不鼓勵青少年接觸淫穢之物。但其涉及的，絕不是黃色、紅色的表象，而是人們有沒有發表所謂“異端邪說”的權利問題。最近，有件事也十分引人注意：美國法院駁回了政府管制色情上網(進入電腦網絡)的要求，再次表述了美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的精神。
最後，《好色客》雜誌創辦人倒是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為美國能夠出版這種下流的雜誌感到驕傲，也為有這麼多美國人閱讀這種下流雜誌感到恥辱。
其次，我還要闡述一個觀念：人們有不發表言論的自由、即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和權利。這是從反面保障人們享有言論和表達的自由。美國的法律規定，政府逮捕嫌犯之後，在審問之前，政府官員一定要向嫌犯宣讀一項法律：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即：嫌犯有拒絕回答任何問話的權利。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逼供信，防止以言制罪，防止冤假錯案。
反觀中共的專制統治，人們不但沒有講話的自由，甚至沒有不講話的自由。不表態，不講話，就是抗拒，就是罪上加罪。著名學者胡適，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他在大陸的一位親屬，在中共的威逼利誘下，發表了一些攻擊胡適的言論。胡適知道他是言不由衷。胡適感慨地說，看來，跑到台灣是對了，國民黨起碼還有不講話的自由，共產黨連不講話的自由也剝奪了。正是中共剝奪了人們不講話的自由，大搞逼供信，不知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不知錯殺了多少無辜。如著名的“五一六”冤案，“內蒙古人民黨”冤案等。將來，民主政體一定要杜絕這種事情發生。
第十二問：行動的自由包含哪些內容？
十二問：你說自由的第三大類是行動自由。請問人們行動的自由包含哪些內容呢？
答：內容很多。行動自由很好理解，就是不受外力（主要是政府）制約、自己決定 自己想幹的事，並付之行動，所謂“自由意志”支配是也。這些行動包從括衣食住行到及宗教、文化、藝術、經濟活動、環保、人權活動、政治活動等各各層面：如遷居，穿衣，飲食，選擇交通工具，旅遊，健身，比賽，上學受教育，選課，求職，就業，退休，看病，住院，出國，訪友，戀愛，結婚，性生活，聚會，罷工，集 會，罷市，舉辦展覽，學術研究，發明創造，社會調查，示威，遊行，組織及解散社團，選舉，組織及解散公司，貿易，等等，可說不計其數。
要明了什麼是行動自由，看看共產黨統治下不自由的狀況，或可從反面獲得啟發。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者佛里曼教授曾訪問中國，並向中共建言。遍訪大江南北之後，他說：我現在才知道什麼是極權主義\\政府控制一切，一直控製到廚房與臥室。的確，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生孩子要批准，睡覺發你避孕套。連生活細節都控製到了。文革過來的人還記得吃憶苦飯這回事。酒糠、鋸末和少許玉米麵做成的團子，實在難以下嚥。可是，你必須吃。不吃，就是反革命。連吃什麼飯都要強制，而且，不吃者就會坐牢，歷史上實在罕見。改革開放前後的正反經驗表明，共產黨管什麼，什麼就糟糕；管制得愈緊，就愈糟糕。哪一項共產黨不管了，就好轉；愈放鬆，愈興旺；不管了，大興旺。這，就是自由的價值與力量。亞洲華人社會（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起飛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實例證明了，中國人一旦享受到經濟自由，發揮出其潛藏的活力和創造力，就可以締造一個個經濟奇蹟。自由的力量是無以倫比的。
當然，大家也已註意到，在目前的經濟改革中，公民的很多經濟活動自由還被中共掌控著。比如成立公司，要政府批准才行。實際上，組織和解散公司，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成立公司，只須註冊就行了，無須所謂批准。另外，還有不少關鍵的項目，中共仍未放鬆管制。如金融、外貿和原材料市場等。公民在這些領域中的自由與權利仍被中共無理剝奪，當老百姓取得這些自由和權利時，中國的經濟將面臨著另一個起飛。
我們上面提了這麼多項的自由（還可列出許多），如何由法律規定來保障呢？一項一項地在憲法中羅列出來，保障公民的這項自由、保障公民的那項自由......恐怕好幾頁紙都不夠，而且，難免有疏漏之處。其實，在憲法中，只列兩條就夠了。一條是：政府不能做法律限定之外的事，即政府不能行使法律賦予之外的任何權力；一條是：公民可以做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事情，即公民可以享受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天賦的自由與權利。因為，道理不言自明，衣食住行、結社、集會、遊行、選舉、示威、致富等等的自由與權利，甚至包括革命和推翻不良政府的權利，都是造物主賦予的，都是與生俱來的，根本用不著法律和政府的賜予，政府更無權加以乾涉。這一點，應該是民主中國立法、包括制定憲法的準則。實際上，美國憲法中，原本就沒有保障公民這項自由、那項自由的條款。只是在後來，為了強調的作用，附加了修正案，而修正案是限制政府的，規定政府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天賦人權與自由。關於這一點，後面還會進一步討論。
第十三問：什麼是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
十三問：什麼是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為何單列出來進行討論呢？
答：其實，也可將之併入行動自由來討論。但它比較特殊。譬如，納稅和服兵役，是公民的義務。是否公民也有不納稅、不服兵役的自由呢？問題就比較特殊和復雜了。美國有抗稅的民間組織，也有抵制兵役的民間團體。我在一九八零年首次參觀美國白宮時，就看見一位青年，脖子上褂著一塊牌子，在白宮面前走來走去，上面寫著反對戰爭、反對兵役制度。沒有什麼人答理他，只有我上前好奇地問了問。好像他屬於一個反對一切戰爭、反對一切兵役制度的團體。我忽然領悟到，這是爭取 自由的自由。即便現在我們沒有這項自由，但我們有權利突破現有規範，爭取這項自由。這是很高層次的自由。在西方，也有以廢除一切政府為訴求的團體，所謂無政府主義團體。它也屬於爭取擺脫義務性約束和既成規範的自由之列。總之，在民主社會，人們應該享有爭取自由的自由。今天，沒有這項自由，或者說，今天人們放棄了這項自由，並不等於人們永遠得不到、或永遠放棄這項自由。
第十四問：自由是無限的嗎？
十四問：自由是無限的嗎？如果自由不是無限的，又如何來規範呢？
答：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自由近乎是無限的。可惜，這不是現實。只要是兩個人以上的群體，個人的自由就要受到約束。道理很簡單：你的自由不能妨害了別人的自由和利益。有人比喻說，你揮拳的自由是以不碰到別人的鼻子尖為限度的。因此，自由不是無限的，不是放任的，放任的自由將導致天下大亂。自由應予規範，但規範到什麼程度，這就涉及到自由與秩序的關係。
秩序是靠法律（強制性力量）和道德（自我約束性力量）來維繫的。沒有法律的強制性約束，就沒有秩序。沒有秩序，放任性自由和無政府狀態，給強盜和強姦犯創造了機會，人民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放任自由導致了多數人喪失自由。過分強化秩序與管制，將過多地限制人民的活動，使人民失去太多的自由，閹割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如何尋求自由和秩序間的平衡點，將由選民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社會環境來決定。
有一點需要強調，制定法律約束個人自由，以此維持社會秩序和社會和諧，必須遵循如下準則：
第一，公民的自願放棄原則。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由法律約束個人的某些自由是公民自願的，即放棄某種程度的個人自由是公民自己的自願選擇，是自由意志的產物，並非是政府權威強加給公民的。
第二，公民的參與原則。公民應自始至終參與法律的製定。
第三，公民的自願回收原則。法律是可以改變的。當人民發覺受限太多而要求收回放棄的自由時，管制應當放鬆，法律應向放寬自由的方向更動。
第十五問：政府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如何？
十五問：請問政府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如何？
答：政府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分。立法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剛才以有所討論。這裡，我著重討論行政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
首先，我想再次強調一個概念：政府的權力是選民授予的。政府的建立是無法避免的。政府除了維持社會秩序外，有些個人無法做、或不願意做的公益事務，如清除垃圾、環境保護、修建公路、清除公路積雪、收稅等等，惟有政府來做。只是，政府做這些事務乃受人民的委託，其權力來自選民。實際上，創建政府就是選民放棄一些自由、拿出一些個人的權利，將這些個人權利集合起來，就是政府的權力和權威。選民放棄多少個人權利、授予政府多少權力、又從政府收回多少權力，完全由選民來決定。
政府的權威建立後，即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負起管理職能。從事公益事務和公益建設外，政府主要職能是維持社會秩序。而維護社會秩序，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自由(公民自願放棄的那部分自由除外)。政府不得行使法律授予之外的任何權力，即不得逾越任何權限而乾涉公民未受法律制約的自由。
打個比方來說，抽煙是一種自由。但是，癮君子吞雲吐霧，煙霧可防礙不抽煙人的健康，也就是說，抽煙者的自由，有可能防礙不抽煙者的自由。為保障不抽煙者免於二手煙傷害的自由，政府的管理、即用權威維持秩序，就成了必要。先是立法限制不得在餐館、公共場所和飛機的非吸煙區抽煙(劃出的小吸煙區可以吸煙)。之後，法律愈來愈嚴格，連辦公室內都不得吸煙了。但是，法律並未限制在大街上 、在家中吸煙，因此，癮君子可以在工休時跑到大街上過過煙癮。如果有的癮君子不自覺，硬是在禁煙區吸煙怎麼辦，此時，政府(警察)就要強行維持秩序，給予違法者驅逐出公共場所、罰款甚至更嚴厲的懲戒，以保障不抽煙者享有免於遭受二手煙侵害的自由。然而，倘若有好事者強行干涉抽煙的人在大街上吸煙，政府(警察) 則要保護抽煙者的自由，將好事者驅離或以騷擾罪移送法辦。
這裡隱藏者一個深刻的道理：政府維持秩序，表面上限制了部分人的自由，但將所有個人的自由度總和起來，卻是分數最高的，即得到了整體社會的最大自由。
從上述例子可以導出下述結論：
(一)人有享受抽煙的自由，但抽煙的自由不是無限的，它以不影響他人免於菸害的自由為限度；
(二)為了保護他人的健康、保護他人享有免於菸害的自由，必須建立相關的規範與秩序；
(三)選民(包括抽煙的選民)立法(一般通過議員、即選民委任的代表立法)，限制抽煙者的自由；
(四)行政機構(政府的一部分)執行限制抽煙的法律，保護不抽煙者享有免於菸害的自由；
(五)行政機構同樣保護抽煙者在非限制區抽煙而不被干涉的自由。
因此，非常明顯，政府與個人自由的關係應當是：維持社會秩序，以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就整體而言最大總和的自由。
第十六問：社會整體自由度的概念
十六問：你上面提到社會整體自由度的概念，能否在具體說明一下？
答：社會總體自由度的概念的確十分重要，為了深刻理解這一概念，不妨再舉些更淺顯的例子。
愛寵物的人帶狗進入百貨公司買東西，可能會享受到極大的樂趣與自由。就養狗者而言，自由度的積分是很高的。然而，帶狗購物者的自由卻妨礙了其他人的自由，大批的人不喜歡、或不敢進百貨公司購物。就買東西而言，養狗者的自由度與不養狗的自由度相加，總分會很低。在此情況下，限制帶狗進入商店，雖削減了一些養狗者的自由度，但其他人的自由度大增。養狗者的自由度與非養狗者的自由度總和，即社會自由度的總和，達到了最大。
再如，騎自行車的人若沒有規範，到高速公路的中間敖遊一番，可享受到最高的自由度。但是，這種自由度卻大大製約了開車者的自由度，無數汽車會因此受阻。就交通而言，沒有適當規範與秩序，社會的自由度總和將異常之低。限制騎車者即行人的某些自由是必要的(當然開車者也要限制)，規範化的結果，可使社會社會自由度的總和趨於最大：每個人都能及時上班，按時回家。
在此也要提出另一個觀念：當過分維持秩序(紀律)的結果。導致社會整體自由度的下降、從而造成整體社會的活力及創造力萎縮時，這種秩序就需要放鬆，從新制定規範就成為必要的了。譬如，美國政府原來對航空、電訊事業管得太嚴，窒息了自由競爭。在選民的要求下，政府放鬆了管制，促進了航空業和電訊業的自由競爭和蓬勃發展，導致了消費價格的普遍下降。社會整體的自由度加大了，受惠的，是廣大公民。
第十七問：人權的基本概念是什麼？
十七問：現在我們討論人權。請問人權的基本概念是什麼？
答：人權，就字面而言，就是做為一個人應享受的基本權利。在進入深入的討論之前，先說一段個人的經歷。
一九八四年初，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美國。我帶著一批民運人士到華盛頓活動，要求在中國實行民主改革，表達當代中國民主運動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訴求。在美國政府宴請趙紫陽的大廳外，除了我們，還有一批人在吶喊。我走過去，發現是一批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士。他們舉著“動物也要和平”、維護“動物權”的標語，抗議北京政府當時大規模殺狗的決定。我問他們什麼是動物權，他們說，和人類一樣，動物也有生命、生存、享受和平、免於恐懼、免於虐待等基本權利。聽後，我感慨萬千。在我們中國，別說動物的這些權利，就是老百性的這些權利，也是毫無保障的。
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中，羅列了許多項人的基本權利，如生命、人身自由與 安全、追求幸福、免於恐懼、不受歧視、言論、結社、信仰、受教育、選擇生活方 式、擁有私人財產、罷工、選舉、選擇政府、知的權利等等。
自由與權利兩個概念密不可分，譬如，我們說“公民有言論的自由”，也可以 表述為“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公民有結社的自由”，亦可說“公民有結社 自由的權利”。講“自由”時，乃針對“約束”而言，強調的是不被干涉的無拘束的狀態，強調的是個人支配自己的意志；講“權利”時，強調的是造物主賦予、由法律保障、不可剝奪的公民“權益”與“利益”。打個比方，說公民有“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意思的表達十分確切；但是，如果說，公民有“擁有私人財產”的自由，表達就不夠得體。
為進一步闡明人權的概念，我們舉個犯人的例子。犯人雖然犯了罪，但他(她)仍然是人，在監獄中應當享有做人的基本人權，如吃飯的權利，睡覺的權利，不受侮辱的權利，讀書看報的權利，等等。對獄中犯人來說，沒什麼人身自由，但他做人的基本“權益”與“利益”、即基本人權應予保障。由此可見，雖然自由與權利兩個概念常聯繫在一起討論，可是，在強調一個人的“權益”與“利益”時，使用 “權利”或“人權”的表述比使用“自由”更為準確。
第十八問：“天賦人權”的概念
十八問：你曾提到“天賦人權”的概念，請加以詳細說明好嗎？
答：“天賦”是上天賦予、與生俱來的意思。 “天賦人權”明確指明：人的權利，是上天賦予的，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政府賜予的，也不是哪個恩人賜予的。天賦人權觀念的起源與基督教的教義有關。基督教認為，人是神(造物主，上帝，天)創造的，神按照其本來面目造人，因此，人是神聖的。神造人的目的，是叫人榮耀神。神造人的同時，也賦予了人管理萬物的職責。再者，由於每個人都是神創造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由此演譯出了人權的基本觀念：
(一)人是神聖的，是應當受到尊重的，是不可侮辱的；
(二)人是神創造的，故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等基本的權利；
(三)為了榮耀神，為了管理萬物，人有尋求發展、接受教育、選擇管理者(政府)等等的權利；
(四)人的權利是神授(天賦)的、生來俱有的、而不是另外某人賦予的；
(五)在神的面前，每個人的人權都是相等的。
天賦人權的觀念第一次被文字清晰地表達出來，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兩百多年前，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通過的《獨立宣言》，鏗鏘有力地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 利”。美國的《獨立宣言》，指導了美國的獨立戰爭，創建了長治久安的民主制度 。
第十九問：人權的範圍有多大？選擇政府也是人權的一種嗎？
答：人權的範圍很廣泛，從吃飯、穿衣到選擇政府，到革命，都屬於人權的範圍。提到選擇政府，有些人就覺得不得了了。其實，政府是人民創造、人民選出的，政府做的不好，換一個就是了。民主國家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更換政府的機會，以此提醒政府官員：幹的不好，下次選舉就讓你下台。
第二十問：人權具有普遍意義嗎？如何看待中共鼓吹的“相對人權”論？
二十問：人權具有普遍意義嗎？中共一再強調國情的特殊性，鼓吹“相對人權”論，請問你的看法如何？
答：人權當然具有普遍的意義，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是造物主創造的，任何人，不論膚色、性別、國籍，對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需要毫無二致。我們不能說，造物主賦予了在法國出生的華人言論自由權利、但未賦予在中國本土出生的華人言論 自由的權利；我們也不能說，在法國的中國人需要言論自由而在本土的中國人不需要言論自由。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在論及人權時，都強調人權“天賦”和“不可轉讓”的概念，及人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人權的價值，恰恰就在她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人對人權的需要，猶如生命需要水、空氣和陽光一樣的普遍和絕對。否定了人權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就等於否定了人權本身。因為，當政者在抽象肯定人權價值的同時，用所謂“國情特殊性”可以具體地殺掉這項人權、那項 人權。譬如，當政者可以藉口“文盲太多、不懂選舉”的“特殊國情”，剝奪公民的選舉權；也會以“發展經濟最需要的環境是穩定”的特殊國情、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由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等等。因此，“國情特殊論”和“相對人權論”，都是扼殺人權的藉口。試問中共，你們在引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些為禍中國數時年的理論時，為什麼強調它們是“普遍真理”、而對“中國國情特殊、不適和馬列”的論調大加鞭撻呢？
提到中共的人權理論，還要批判一點，就是它的“餵飽論”。中共說什麼，中國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中共能解決吃飯問題，把這些人餵飽，就已經了不起了，就是解決了最大的人權問題。簡直荒謬絕倫。且不說目前還有個別地方的老百姓人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就算都豐衣足食了，能叫有了人權嗎？那不是人權，那是動物權。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不但要吃飽，人還有精神方面的更高層次的追求。把“餵飽”也算為人權，無異於將人與動物等同起來。中共之所以把“餵飽”當成人權，是與其將百姓一貫視為非人、視為動物的觀念一脈相承的。
第二十一問：人權的某些本質問題
二十一問：你剛才提到犯人也是人、也應保障其基本人權，我覺得這好像觸及到了 人權的某些本質問題，是否可以再多論述一下？
答：在現代文明國家，坐監犯人的基本人權獲得了比較充分的保障。舉例來說，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如挪威、瑞典等，監獄中的犯人不僅活得有尊嚴，不僅飲食營養得到保障，不僅有電視看、有書讀，而且，犯人可以在獄中受教育、修學位(坐兩年牢可拿個碩士學位)、寫文章發表......，還有，犯人可以在獄中與家人團聚、與配偶同房、生子，單身犯人可在獄中結婚......。如此做法，乃基於幾個基本前提：
(一)犯人是人，不是狗。是人，就要保障其基本人權；
(二)犯人觸犯了某條法律，被判刑入獄，其人身自由已受到限制，其某些人權已被剝奪。但是，上帝賦予他的、未被法律剝奪的那些人權，他仍然應當享受。
(三)將犯人關押起來，有三個作用，一是不要再對他人造成傷害(限制了犯人的自由以保護多數人的自由)；二是對犯人進行懲戒，使其今後不要再犯；三是對其他人示出警告，不可效法。關押犯人的目的絕不是剝奪他應當享受的那些人權。
印度某地對過失殺人犯實施人道管理，讓他們定期回家與家人團聚、享受人倫之樂與親情溫暖。結果，此道明顯降低了犯人出獄後的再次犯罪率。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看其監獄對待犯人的態度就知道了。”此話之所以有理，就是因為，對人權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標準，連監獄犯人的人權都照顧到了，普通公民的人權保障，當然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十二問：什麼是人權意識，如何提高人們的人權意識？
二十二問：什麼是人權意識，如何提高人們的人權意識？
答：人權意識，或稱權利意識，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我所理解的人權意識包括：
(一)公民應知道到自己擁有哪些人權，應知道人權的天賦性和不可轉讓性、不可剝奪性；
(二)公民自覺地為自己爭取被剝奪的那些人權；
(三)公民自覺地為他人爭取被剝奪的那些人權；
(四)公民自覺地捍衛自己的人權；
(五)公民自覺地捍衛他人、尤其是觀點不同者的人權；
(六)公民自覺地譴責、制止一切侵犯人權的行為。
一九八二年底，我們在創辦《中國之春》之後不久，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演講。中共組織人員對我進行圍攻。一名中國大陸公派訪問學者發言，批駁我的觀點說：“你講的中國沒有人權是不對的。我要以現身說法證明，中國是有人權的。我以前是個右派，現在，共產黨給我平了反，還給了我出國的機會，我非常感激。怎麼說沒有人權呢？”他的發言立刻遭到一位中國大陸自費留學生的反駁：“你知道嗎，共產黨本來就不應該把你打成右派！你知道嗎，出國本來就是我們應當享有的權利，不是共產黨恩賜的！”對比兩個人的發言，可以看出，某些中國人的人權意識是多麼薄弱，甚至說，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因此，廣泛傳播人權意識，是民主運動的一項任務。
第二十三問：對“公民自覺地捍衛他人、尤其是觀點不同者的人權”的說明
二十三問：你提到“公民自覺地捍衛他人、尤其是觀點不同者的人權”，你是就此多做些說明？
答：這正是我要重點闡述的。一個人為自己的人權而戰，易於理解。維護他人、尤其是維護與你觀點不同者的人權，維護你的政敵的人權，是不容易做到的。但，這正是人權意識的精髓。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稱為人權獲得了保障。伏爾泰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維護你講話的權利。伏爾泰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在美國看過一個電視劇《斯考基》(Scokie)，講的就是維護政敵的人權的故事。斯考基是美國芝加哥的一個猶太人居住區，芝加哥也是美國納粹黨(法西斯黨)的所在地。美國是個結社自由的國家，只要守法，什麼黨都可以搞。僅共產黨，就有好幾個。大家知道，猶太人與納粹黨是死對頭。有一次，納粹黨要到斯考基區去遊行，宣傳法西斯主義。這下子，激起了猶太人的仇恨。猶太人告到法院，要求禁止納粹黨的遊行。雙方在法庭上唇槍舌戰。令人驚異的是，為納粹辯護、堅決維護其遊行權利的律師，是個猶太人。開始，猶太社區不理解他，甚至罵他是叛徒。然而，他的辯護詞折服了每個人。他說道，他的上輩也被納粹黨殺害過，感情上，他恨納粹。為什麼納粹能夠殺死那麼多猶太人，就是因為猶太人是少數，而少數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今天，納粹黨是少數，他們的主張是荒唐的。但是，他們的主張是一回事，他們的權利卻是另一回事。他們有遊行示威的權利，這是憲法所保障的。如果我們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就等於踐踏了憲法，也等於把我們的權利置於不被保護的境地，總有一天，我們猶太人會自食其果，再次遭到迫害。法院判決：納粹黨享有遊行的權利。
自覺保護持不同政見者(包括與民運意見相左的人)的人權，也就是保護了自身的人權。他的人權與你的人權，實際上是同一個保護傘。砸碎了他的保護傘，就等於砸了自己的保護傘。最好的實例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昨天你還在斗爭別人，今天反被另一批人批鬥，誰也沒有保障。
保障人權，是民主運動的一項目標。民主人士將來要保障的，不僅只是民主人士的人權，不僅只是老百姓的人權，而且包括共產黨人的人權。
第二十四問：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
二十四問：最基本的人權、即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
答：這要研究一下對人身自由與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脅來自何方。來自鄰居？來自同事？來自工作的公司老闆？顯然都不是。那麼，是搶匪？是殺人犯？固然，這兩者都對公民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構成威脅，但這兩者多是個人行為，而且，多數公民可以用小心謹慎避開他們。對人身自由和安全威脅最大的，是有組織的暴力，是政府對公權力的濫用，是政府無端地逮捕和拘禁公民。因為，政府具有使用“合法暴力”的權力和能力，而個人，在政府這個“合法暴力”者面前，顯得太無能為力了。正因為如此，保護公民最基本的人權，必須通過一系列限制政府對個人隨意施加暴力的法律來實現。這些法律包括：
(一)政府不得違反法律程序來逮捕、拘禁、審判公民；
(二)政府不得沒用正當的、法律規定的理由來逮捕、拘留公民；
(三)在非緊急情況下，政府不得沒用逮捕證和拘留證而逮捕、拘留公民；
(五)政府不得在審判和法院判決之前對“被捕者”(嫌犯)定罪，不得將“嫌犯”視為犯人對待(無罪推斷原則)；
(六)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要求法院對逮捕理由進行審查的權利；
(七)政府不得對“嫌犯”進行刑求和逼供信；
(八)政府不得剝奪“嫌犯”保持沉默的權利；
(九)政府不得進行秘密審判；
(十)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聘僱律師的權利；
(十一)政府不得剝奪“嫌犯”要求保釋的權利；
(十二)政府在逮捕、拘禁、審判公民的過程中，如果有任何違法行為，公民有權對政府進行控告，並有權要求政府賠償。政府不得剝奪公民的這一權利。等等。
而這一切法律的執行，都是建築在司法獨立的基礎之上。沒用司法的獨立，上述一切均輪為空談。
第二十五問：為什麼中共統治下的人權記錄如此惡劣？
二十五問：你提到文化大革命。請問，為什麼中共統治下的人權記錄如此惡劣？
答：原因很多。我只想說明一點：共產黨根本不把人當作人，何來人權？這與共產黨的信仰有關。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信仰的是唯物主義。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將一切(包括人)都物化了。共產黨教育人的目標，是把人變成黨的“馴服工具”，“一 顆革命的螺絲釘”，以便“黨指向那裡就打到那裡”，“黨擰到那裡就在那裡發光”。這種教育，是要消滅一切個人意志，消滅一切權利意識，最後，人變成了非人，淪為共產黨黨機器的工具。中共這部機器，不但不把老百姓當做人，連自己的領袖也免不了被非人地處置。前有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被活活整死，現有趙紫陽遭受軟禁。我們與趙紫陽的政治觀點有很多不同，但基於“持不同政見者的人權亦應受到保護”的立場，我們仍然為他的基本人權進行呼籲。
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改變，人們非政治化的自由度增加了。但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結社的權利，遊行示威的權利等，仍被共產黨無理地剝奪。王丹等一大批追求民主、人權的人士，僅僅發表了一些建設性的言論，就被長期關押，並被剝奪了一切公民的權利。據徐水良、魏京生、劉剛、傅申奇、張林等坐過牢的民運人士透露，中共監獄內，對犯人的毒打、侮辱、虐待、折磨，如同家常便飯，根本不把犯人當人對待。我們必須對中共這些違反人權的行徑進行譴責。
第二十六問：單單就中共迫害人權的行為進行譴責，是改善中國人的有效途徑嗎？
二十六問：單單就中共迫害人權的行為進行譴責，施加壓力，是改善中國人的有效途徑嗎？
答：施加壓力，包括國際壓力，當然是要做的。但並非唯一途徑，而且，並不是最有效的途徑。這裡，我要提醒大家，中共目前正在玩弄一種人權三角遊戲，我們必須看清它的面目。所謂三角遊戲的上演是這樣的：(一)中共如同綁匪，綁架持不同政見者，做為人質(肉票)；(二)人權團體及人權人士呼籲放人。中共放話，提出放人的條件及贖票價碼；(三)美國、法國等西方民主社會與中共談判，開出價碼，如放鬆尖端科技、軍事技術、特殊投資項目(例如核能發電)對中國出口的限制等。中共獲其所需，隨即釋放人質。然後，中共再綁架一些無辜，進行下一個人權三角遊戲循環。在這場遊戲中，人權團體好像得了分，西方社會好像也保持了人權衛士的形象。其實，這是與狼共舞，這場戲完全由中共導演，得分最大的是中共。民運必須識破中共的把戲。我們不否認，呼籲放人是必要的。但我們的工作重點，應放在防止中共無故抓人上，應放在動員民眾制止中共的綁票行為上，如果不改，人民有權利發動革命，剷除這個綁架集團。關於革命問題，後面還有討論。
第二十七問：什麼叫法治？它與法制有什麼不同？
二十七問：請問，什麼叫法治？它與法制有什麼不同？
答：法治(Rule of Law)，字意非常清晰，就是以法治理、以法治國。它是針對人治而言。法制(Legal System)，指的是法律制度和體系，兩者不可混淆。現在，中共宣傳要健全“法制”，但並未強調要實行“法治”。可見中共清楚：法律體制“法制”可以健全起來，但不一定實行“法治”。
具體來說，法治應包含如下內容：
(一)法律由公民制定，法律是公意的體現；
(二)法律清晰，法制健全，辦事有法可依；
(三)不合理的法律，公民有權修改；
(四)政府執行管理職能時，依法辦事、辦案，不可越法律雷池之一步；
(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機構與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六)司法獨立。
第二十八問：對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德法法系(大陸法系)兩種法律體系的說明
二十八問：據說，法律體系分為兩種：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德法法系(大陸法系)。你是否可做一些說明？
答：我只能做一簡單的說明。大陸法系的特點是，從古代《羅馬法典》到《拿破崙法典》，再到現代一本本的繁瑣法律條文，一切以成文法為依據，強調公民遵守法律設定的規範，沒有陪審團制。海洋法係不同，起初沒有成套的成文法律，以法官一個一個的判例為依據，即以前的判例及判決書自動成為今後的法律和判案標準，逐漸演化出一套行為規範和法律體系。英美法系重視陪審制度。當然，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兩種法系互有滲透，今天，英美海洋法系國家的立法機構也通過了很多清晰明了的法律條文。
兩種法系各有優缺點。海洋法係對“好人”的保護不遺餘力，其陪審團制度等於設立了雙保險：陪審團宣判嫌犯無罪，法官必須維持陪審團的判決而不得宣布其有罪；反之，陪審團宣判嫌犯有罪，法官那裡還有一個關口，他可以推翻陪審團判決而開釋嫌犯。這樣，大大減少了冤假錯案，充分保護了好人。可是，陪審團制度應用不當或推到極端，將導致一些壞人漏網，即過分保護好人的結果也可能保護了一些壞人。相比之下，大陸法係由於缺乏陪審團的雙保險制，懲罰壞人的結果，可能使個別的好人受到冤枉。
另外，海洋法系中，由於很多案子要以過去的判例、而不是以清晰的法律條文為依據，律師的角色就顯得十分吃重。加上陪審團的作用，法官的重要性似乎比不上大陸法系的法官。在大陸法系，一個人的學識、能力和判斷力，將影響整個案子的審判結果。
中國採用的是大陸法系。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中華民國的法典是相對完整的，由於種種原因，國民黨政府未能全面實施。中共掌權之後，毛澤東公開鼓吹人治，法制一直不健全。就是有了法，中共也不遵守。但就其脈路來說，中國大陸仍延續了大陸法系。
第二十九問：對“法無禁止即自由”的說明
二十九問：你提到“公民應當享受法律禁止之外的一切權利”，“公民可以做法律禁止之外的任何事情”。你可否在法治的層面上，再做些說明？
答：法治，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如果某個人乾了一件事，政府認為他犯了法，要懲治他。那麼，政府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他犯了什麼法？哪個法律條文表明他犯了法？假如查遍法律，找不出禁止他做那件事的條文，政府就無權將他法辦，因為，無法可依。倘若政府硬是逮捕他，懲治他，那麼，犯法的，就不是他，而是政府了。
舉個例子。美國密執根州出了個醫學專家，專門幫助想自願了結生命的病人自殺。人們稱之為死亡醫生(Dr. Death)。他發明了幫助自殺的機器，聲稱為人爭取 “死亡的權利”。政府想起訴他，禁止他助人以死的行為。可是，政府找不到法源。以謀殺、誤殺、傷害罪名起訴都不合適，因為，每位自殺者，都簽有自願同意書：自願接受死亡醫生的協助。最後，州議會不得不立了一個新法：不得助人自殺。以專門對付死亡醫生。
另一個有法可依的例子，是美國里根總統一九八二年解僱所有罷工的航空指揮塔導航員。那年，美國航空導航員工會為提高工資，決定全國大罷工。一時間，全國機場癱瘓，損失日以億計，老百姓倍感不便。尤其，當時冷戰尚未結束，一旦出現狀況，美國將被動異常。政府查閱法律記錄，發現五十年前，曾有法律判定：政府僱員不得罷工。而航導員屬於政府僱員。裡根總統一方面立即派空軍接管航空指揮塔，使機場正常運轉；另一方面，命令航導員定期返回工作崗位，否則一律解僱。裡根總統作風強勢，但有法可依。再如通姦行為，雖然有違道德，但在美國不得繩之以法，因法律沒有相應的條款加以禁止。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台灣)，卻可以破壞家庭、妨害風化的罪名治罪，因為法律明文禁止之。
第三十問：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三十問：你能否簡明扼要地說明一下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答：毛澤東曾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表達了一個徹底的人治觀。他既不需要法治(無法)，也不需要神治(無天)，他要的，是自己的人治：統治者凌駕 於人民之上，他的話，就是法律，就是道德規範，就是最高指示，就是行動指南。如果有法律條文的話，那隻是他手中整人工具。如果他認為法律(包括憲法)限制了他的行動，他或擅自改之，或擅自廢之。這就是非常典型的人治。一般而言，如果執政者的權威凌駕於法律的權威之上，不按法律規定行事，司法不能獨立，就屬於人治。雖然，目前中共的執政者，比起毛澤東來，權威沒那麼大，行事方式也有所改變，但他的統治仍性質屬於典型的人治。
在毛時代，且不說反右、四清、文革整肅大批無辜而違法行事，連處置自己的戰友“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擇手段。劉少奇、陶鑄、彭德懷等，沒有起訴，沒有宣判，就被逮捕、監禁、致死。
在鄧小平時代，鎮壓西單民主牆、封殺民辦刊物、“六四”血腥屠殺，都是個人權威大於法律權威的人治產物。鄧主持的“嚴打”(嚴厲打擊犯罪)運動，制定“從重、從嚴、從快”的方針，規定各地逮捕和槍斃的名額，完全將法律拋在一邊。他處置趙紫陽，同樣沒有起訴，沒有宣判，沒有法律依據，就將其軟禁，剝奪了他的公民權。拒公安機關內部透露，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嚴打”運動中，各地為了湊足名額，把正當談戀愛者以流氓罪關押的有之，將僅僅偷了幾隻雞的小偷槍斃的有之，把同名同姓的無辜者判重刑的有之，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
江澤民掌權後，繼續執行鄧的路線，繼續跟踪、圍堵、逮捕在憲法範圍之內活動的民主、人權人士，繼續監禁他的前任趙紫陽。這一切說明，中共的人治本質並無改變。
事實表明，在人治統治下，不按法律辦事，有法比無法可能更為可怕。因為，多一條法律，等於當政者多了一把整肅異己的利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