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糙话，尽管我对北静之类文化论者们对于中国问题思考的努力表示赞赏，但对他们故作深刻的装B样我是实在看不惯。 这帮装B分子们自以为对本国传统文化反思和批判是一种真正的深刻，而实质则是基于对普遍人性，对于基督教(乃至三大一神教)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无知的井蛙之见。
儒家再不济，却还有民贵君轻
并非中国传统无糟粕，也并非中国人或中国传统批不得。若论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扫荡，当代文化论者们不过是五四运动和毛时代共党理论家们的低配版本。 文化论者们最常用的靶子就是所谓儒家的奴性文化，只是这帮知其一不知其二分子们不明白，儒家再不济，却还有民贵君轻，君义臣忠思想，非单一的顺服。
若考察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而非古希腊罗马文化)，按照圣经教导，君权神授，君贵民轻，臣民需要无条件顺服君主，除非该君主不信基督教了。 即便到了宗教革命时期，革命的对象是教皇，以及不信新教的君主。教随国定，君主信什么教，臣民必须跟着信同样的教，否则滚蛋。 古代中国，民众信仰极少受干涉。
西方发达不是因为基督教文化
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发达，不是因其基督教文化，反而是在基督教势力式微后才发达起来。而这种发达，既有历史的原因，更多则是运气，或者造物主的安排：没那场黑死病，欧洲可能要在黑暗蒙昧时代多徘徊数百年，继续在落后的庄园农奴制种植农业经济里打滚；没有奥斯曼土耳其人垄断地中海，不会有大航海。没有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东方的指南针，印度的数学计算技术，想航海也走不远；没有阿拉伯人的大翻译运动和对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的保存，翻译和回传西欧，难有文艺复兴运动；幸亏当时的导航技术既未落后到让航海家们找不到方向，又未发达到让他们在第一时间找对方向。否则不会有误打误撞的地理大发现。设想一下，如果没跑错，直接找到了印度，西班牙葡萄牙航海家们不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了美洲，没有美洲的黄金白银，新的农作物，美洲还有非洲的财富，廉价劳动力，以及新兴市场，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以说是一切生产要素。 人类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整个文明的发展，都是需求＋机遇的和合。
人性共通的基本道理装B犯们愣是不了解
说到软弱，懦弱，其实哪个人种都差不多，人性共通的基本道理装B犯们愣是不了解。 犹太人可是中华土右们所敬仰的一个族群(当然他们最敬仰的还是WASP),二战时期，一群群的被驱赶到毒气室，数十万人到数百万之众；在共产铁腕统治下，据说德国有1／6的人做了线人和告密者；苏德战争之初短短数月，战斗民族的军队300多万人投降；斯大林铁腕之下，战斗民族的勇敢对象是老婆孩子；二战初期，短短1个月后，法国举国投降.....
曾有文化论者扯淡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下只能出袁世凯，而基督教文化下西方出的是华盛顿。 可惜这些对历史无知者不知基督教文化下还出过克伦威尔、拿破仑。拿破仑自己做了皇帝；克伦威尔和清教革命党人杀掉了国王，自己虽不好意思做国王，但自任护国公权比国王大，且也世袭。只不过他的儿子比较囊，二代而止。这类能士都觉得自己特牛逼，救国救民舍我其谁，权力欲望都大过其能耐。
在古代中国爱信啥信啥，只要别造反；在基督教文化区不信三位一体试试？就拿华盛顿杰佛逊富兰克林麦迪逊等几位美国建国之父们来说，也幸亏他们是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如果生活在加尔文的日内瓦神权共和国，他们都得落得跟赛尔维特同样的下场：被架上火刑柱烧死。因为他们犯有同一个弥天大罪：不承认三位一体。 华盛顿们是一位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这是当被烧死的异端。
中国大陆迄今未实现民主体制转型并非是儒家传统的阻碍
中国大陆迄今未实现民主体制转型，有多种因素，并非是儒家传统的阻碍。 儒家传统既阻挡不了君主专制，同样也阻止不了民主体制。文化论者跟民族性论者其实是一伙人或一个操性，逻辑是一致的，不过是想说： 1.中国人民不配民主； 2.中共不仅是当代国人的选择，而且是代代国人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从民族性和传统的角度论证了中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中共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有推友说这类装B犯是党国帮闲，那么即便他们或无此动机，在效果上也确是如此。他们甚至不如素质论者，至少后者多少有些道理。毕竟素质差异是存在的，尽管并非是人种决定(有些素质论者兼种族主义分子)。
同一地区，生产方式的转变，对该地区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影响至关重大：改开前夕，广东人挖稻田改鱼塘，就是从种植业向养殖业的转变。 把鱼卖到香港，收益比种稻子好几倍；卖鱼的小部分钱到邻省购买粮食，既解决了交公粮上缴也解决了自己家庭的粮食需求。 有了更多的钱，商业自然发展起来。
黑死病后的西欧，也是大致的情况：黑死病后，大量劳动力死亡，大量土地撂荒长草，许多人开始养牛养羊，庄园农奴制种植农业体系瓦解，自然或被迫向畜牧业发展，继而推动了毛纺业和制革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 粮食方面自有东欧封建主们提供。粮价高了，东欧的庄园主们种植农作物的积极性也更高了。牛羊多了，肉，奶都多了。比以前吃得更好，身体更棒，脑子更好，这是良性循环。肉多了，无论储存还是烹制，都需要更多的香料，而在那个时候地中海航路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给阻断，庞大的需求加上贸易航路的断绝，香料价格暴涨，寻找通向印度的航路及香料贸易就更加有利可图，冒险成本不再成为问题。
就像石油价格高了，页岩油的高开采成本不再成为障碍一样。 地理位置，需求，加上机会，加上运气，这些更多是偶然的因素(从大历史或上帝视角看，或许也是必然)，让轮流做庄的庄家，从17／18世纪开始，经过15／16世纪的铺垫，落在了西欧大西洋沿岸。而在那之前，是地中海贸易中转港口意大利城邦更牛。
对人性的塑造，软性的道德或文化，是远不如刚性的制度
政治制度是各种制度中最为关键的，但又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还包括福利安排，社会政策，教育制度等等。 同样是日本人，日本文化，但明治维新前，明治维新后，军国时期，和平宪法时期，体现的是不同的样貌与素质。
同一批文人，在民国和在毛共治下，展现的是判若两人的气质。即便在同一体制下，不同的人执政，都能造成很大差异，如江、胡时期vs习包时期。 只不过，不同制度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而同样制度下不同执政者造成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已。 但在其中看不到什么传统文化决定，但能看到是否有文化的区别。
崛起的前提并非对于传统文化的扫荡，而是对于思想控制的打破
一国或一个地区崛起的前提并非对于传统文化的扫荡，而是对于思想控制的打破，对旧的生产方式的革命。 普鲁士的崛起，是技术的引进，生产方式转变，以及启蒙运动(思想解放)综合作用的结果；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尽管三者都未能在思想领域走向自由化，以及政治制度上民主化。
搞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不是为思想解放，而是为思想统一与思想控制。毛共时期的文革破四旧如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历时数百年的文革破四旧也是如此，都是为了将自己的绝对真理教信仰唯一化，消灭一切异质思想／异教，唯我独尊，唯我独存。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不会促进文明进步，反是其大敌。
许多文化论者们看来，中国还需要一次文化革命，不过这次不是以共产绝对真理教代替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基督绝对真理教来为中国脱胎换骨，唯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相信推友们看到过不少田园基神棍们持该论调，他们也无一例外是坚定的文化论者。其实看看历史上那些政教合一专制政权，比世俗专制还可怕。
向传统求药方，来治当今病；以及把当今病的病因委过于传统，都属于达到精神病院收治标准的病患。 若非要提及传统，发扬优秀传统，那么只要做到能坚持“礼义廉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即可。 耶稣基督的“爱人如己”标准太高，很难做到。
许多传统，可以说是糟粕，包括论资排辈。这几年追韩剧多了，发现韩国社会中的传统沉渣要远多于中国大陆。历经毛共真理教的文革破四旧扫荡以及极权体制对社会碎片化个人原子化的努力，大陆中国已极少能看到传统习俗的影子，也就是个春节了。 韩国则依然浓郁。从中既有温情，又觉过份。
比如与父母的关系，女性地位之类。子女婚配，父母意见占有很大的份量，恨不得父母只要不同意，相爱的两人就很难结婚；夫妻两人，一起生活二十几年，房子在老公名下，老婆想把自己名字加上都困难。在中国就不成问题。夫妻共同居住达到一定年限的房产，视为共同财产。论资排辈，各种套关系。
前辈欺负后辈，上级殴打下级，老板殴打员工，是几乎每部韩剧都有的场景。尽管影视作品难免夸张，但也是韩国社会一个侧面反映。 这些是否是韩国的传统？ 尊老是应该，但也得爱幼啊；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方面，传统思想是一种障碍。 无论中国还是韩国，还是其它国家的传统，都缺少平等和权利意识。
无论中日韩，其传统有个好处，就是在宗教信仰领域，比较宽松。没有一神绝对真理教的坐大，不同信仰之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和平共处，三国也都是儒道释为主要的信仰或思想资源。谁也不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和道路。所以三国历史上很难有基督教世界里闻名世界的对多元(古希腊罗马)文明几百年的扫荡，对女巫巫师数百年的猎杀；对异端分子数百年的宗教裁判和火刑柱伺候；不同基督教教派间持续数百年的互相迫害厮杀；与其它宗教间历时数百年基于宗教原因的圣战.... 文艺，文化方面的差异要文斗，不能武斗：可以通过论战驳倒，不能戴上高帽打倒(尖高帽还真是基督教宗教裁判们的发明)，更不能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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