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十年之後，習近平為中國設計的藍圖已拼湊完整，這標誌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徹底結束。

四十年前，鄧小平這位矮小精悍的文化大革命倖存者開啟了一項行動，將中國從毛澤東治下的意識形態動蕩中解脫出來，擁抱資本力量並向西方打開中國大門。

過去的一周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習近平是如何一點一點地拆除了鄧小平構建的中國治理模式的根基。

鄧小平重建了集體領導制以防止個人專政，為民營企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並提出黨政分開的主張，相比之下，習近平取消了任期限制、縮減私營部門規模，並將中共以及他本人置於中國社會的中樞。

中國人大會議於周一閉幕，習近平在此次會議上開始著手旨在進一步加強中共全方位領導的變革。他為賦予中共更直接控制中國金融和技術部門的權利鋪平了道路，並承諾將中央政府工作人員削減5%。

鄧小平的改革將中國從一個貧窮、封閉的國家轉變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和全球增長的穩定推動者。現在有一點正變得越來越清楚，那就是習近平治下的轉變標誌著過去四十年來世界所了解的那个中國的結束，隨之而來的是潛在的重大全球不確定性。

「黨政分開是中國改革時代設計的一個關鍵特點，」《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一書的作者、雪梨外交政策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說。「習近平一直以來都說，分開是多餘的。現在我們看到他的觀點被付諸實踐。」

擬進行的改變與習近平多年的努力相一致，即集中決策並使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一直存在的平行且職能交疊的黨和政府機構系統變得更加高效。在過去幾年中，他將一些政府機構，如負責政府公務員的機構，納入黨的管轄範圍，同時取消了對自己的任期限制。

在毛澤東時代，從工廠到省一級再到北京的權力中心，各級中共官員決定了一切事務。結果是災難性的，產生了步入歧途的運動，如大躍進。大躍進造成了大規模的飢荒。

在鄧小平時代，中共決定讓渡一定的控制權。黨仍然是最高權威，但將管理經濟和治理國家的許多實際工作交給了政府。總理作為政府的實際負責人，被賦予制定經濟政策的權力，而黨的領導人則負責意識形態和政治。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總理的作用已被削弱，一些官員半開玩笑地將總理比作「辦公室主任」。

相比之下，前幾任總理在中國經濟運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時任總理朱鎔基啟動了重大經濟改革：減少中共地方要員對中國央行的限制。朱鎔基最初受鄧小平任命協助制定經濟政策，並因強力推行改革而贏得「朱老闆」的綽號。

當時中國央行所有省級和地方分行被撤銷，設立九個跨省區的大區分行。後來，中國最知名的經濟改革者之一、長期擔任中國央行行長的周小川試圖採取措施，使中國央行更類似於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國有12個地區聯邦儲備銀行分佈在全國。

但根據今年人大會議上公布的重組計劃，習近平將把中國央行恢復到朱鎔基之前的模式，取消大區分行，並在30多個地方設立地方分支機構。接近中國央行的官員表示，這樣做的一個結果是：中國央行可能不僅要聽命於中共權力中心，還要聽命於中共地方要員，這是習近平削弱中國央行自主權的又一舉措。

前美國財政部駐中國代表、現為紐約投資研究公司22V Research中國研究主管的Michael Hirson表示：「從體制上看，中國央行似乎是明顯的輸家，監管權力、可能還有政治權力都有所削弱。」

習近平為他的第三個任期組建了一個由黨內高級幹部組成的團隊，其成員以對習近平忠誠而聞名。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術專長的官員已從領導班子消失——在前一個時代，包含此類官員的領導班子結構幫助中國融入了全球經濟。

「習近平正在恢復毛澤東時期的許多做法，即由黨管理經濟，把意識形態忠誠度的重要性擺在專業能力前面，」前美國外交官、新書《過度擴張》(Overreach)的作者謝淑麗(Susan Shirk)說。這本書講述了中國如何可能偏離和平崛起之路。

這種代際變化反映出習近平優先考慮強化中國體制，以應對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長期緊張關係，這與注重與發達國家建立聯繫的鄧小平時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可以肯定的是，習近平仍希望經濟增長。他並沒有關上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門，也沒有讓中國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是，隨著划時代的經濟繁榮搖搖欲墜，他急於轉移焦點，尋求通過讓他的人民在美國等國家的威脅中感到安全來鞏固中共統治的正當性，而不是通過不斷提升經濟福祉預期來做到這一點。

習近平主政10年間，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增速為6.3%，不到之前30年間的一半。不過，他掀起的消除極端貧困和打擊腐敗行動贏得了民心。在中國南方的一些欠發達地區，很多人家的客廳牆上都掛著習近平的畫像，而這些位置曾經是留給毛澤東像的。

促使習近平將權力鞏固在自己手中的部分原因是他認為，前任們採取的集體領導方式導致了決策優柔寡斷、派系紛爭和腐敗。然而，他自己對服從和節儉樸素的強調已經導致許多官員離開政府部門，還有一些官員只是傳遞政策指令，而沒有了主動性。

在上任之初，習近平曾經非常擁護鄧小平發起的改革。但在2015年的股災之後，他的態度開始轉變，對市場力量越來越懷疑，並開始逐步恢復黨的絕對控制，包括將黨引入中國和外國公司的公司治理中。

這一轉變引發了一些曾致力於提高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官員的抱怨。2018年，在年度高級別政策會議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一位曾在上世紀90年代推動中國啟動股票交易的高級官員對《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表示：要求上市公司設立黨支部這一套做法，完全逆轉了我們曾經的努力。

如今，習近平已明確表示，與其效仿西式資本主義，不如以自己的模式與之正面對抗。

在人大會議期間，習近平罕見地直接抨擊美國，指責美國主導的「遏制、圍堵、打壓」加劇了中國的國內挑戰，隱晦表達了疏離美國的意願，即使疏離美國可能進一步損害中國經濟。

習近平發表上述言論幾周前，美國擊落了一個疑似中國間諜氣球，先前該氣球被發現飛越北美上空。這一事件使中美兩國在相互指責的漩渦中越陷越深。

1999年發生過一起更嚴重的事件，當時美國轟炸了位於貝爾格萊德的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但受鄧小平改革議程指引的時任中國政府態度審慎，以避免讓此事破壞中美關係。

雖然美國聲稱這是因地圖不準確才導致的誤炸行為，但在上海，滿腔義憤的大學生們向美國領事館大樓投擲石塊，高呼「血債血償」、「打倒美帝！」

在一周後的一次講話中，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明確表示，中國將把國家經濟發展放在首位。他說，中國不會因為這一事件而偏離發展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

當年年底，克林頓(Bill Clinton)政府達成一項協議，為中國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平了道路，這一局面的扭轉助推了中國驚人的經濟崛起。

（原載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