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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大家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漢族,是素食主義者,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清光緒進士。祖籍浙江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國民黨中央執委、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


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他早年參加反清朝帝制的鬥爭,民國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


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中華民國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 1928年至1940年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貫徹對學術研究的主張。蔡元培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 1933年,蔡元培倡議創建南京博物院,並親自兼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抗戰爆發初期,蔡元培與厲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巔華人公墓。


蔡元培先生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的山陰縣。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入家塾。 1878年,光緒戊寅四年,蔡元培11歲,父親蔡光普因病早逝。 1879年,光緒五年12歲時,寄居到姨母家讀書。 1880年,光緒六年蔡元培13歲時由姨母家轉到李姓塾師家讀書。 1884年,光緒甲申十年蔡元培17歲時,考取秀才。 1885年,光緒十一年蔡元培18歲時,設館教書。


1889年,光緒己丑十五年,22歲的蔡元培中舉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年,光緒十六年,蔡元培23歲時,進京會試得中成為貢士,未殿試。


1892年,光緒十八年蔡元培25歲時,經殿試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策論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等於全國統考第三十七名),內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緒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歲時,春應散館試,得授職翰林院編修。就在這一年,甲午戰爭爆發,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 1898年九月返紹興,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歲,由於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約束,他們之間的感情一直處在不和狀態,而當他逐漸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後,便開始重新思考女權的定義,於是寫出了《夫妻公約》,重新調整與妻子王昭的關係。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歲時,到上海代理澄衷學堂(現上海市澄衷高級中學)校長,即為首任校長。 1901年9月,被聘為南洋公學經濟特科班總教習。 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杭州與他往日的學生黃仲玉女士舉辦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禮。


1902年,蔡元培35歲時,同蔣智由等在上海創辦中國教育會並任會長,創立愛國學社、愛國女學,均曾被推為總理。 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愛國學社的活動引起清政府的警覺,下令偵訊。蔡元培輾轉青島、日本、紹興、上海等地,一方面學習德語,準備赴德留學以躲避風頭,一方面仍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1903年,蔡元培為抗拒俄國政府覬覦中國北方領土,與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對俄同志會的名義辦了《俄事警聞》(後改《警鐘日報》)。 1904年,甲辰三十年37歲時,他在上海組織建立了光復會。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歲時,同盟會成立,光復會併入,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歲時,他在駐德公使孫寶琦的幫助下前往德國柏林,入萊比錫大學聽課和研究心理學、美學、哲學諸學科。一面學習,一面教授唐紹儀(後任民國政府第一任內閣總理)4個侄子的中文,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開始了4年海外留學的生活。在德4年,他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等一批學術書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統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發,在陳其美去電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亞回國。


1912年1月4日,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


1912年1月19日,民國元年,他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並主持制定了《大學令》和《中學令》,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大學和中學校令,他強調要把中學和大學建造成健全國民的學校。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主張採用西方教育制度,廢止祀孔讀經,實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確立起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教育體制。二次革命失敗後,攜眷赴法,與李石曾等創辦留法勤工儉學會。


1912年2月,魯迅被他邀請到教育部任職。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而辭職。 1913年,民國二年蔡元培46歲時,再次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在留歐的三年時間裡,又編撰了不少哲學美學著作。


1915年6月,民國四年,蔡元培48歲時,他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在法國倡勤勤工儉學,希望以此組織幫助更多華人到歐洲求學。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終於明令恢復了民國初年的《臨時約法》,孫中山、黃興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紛紛相約回國,一些浙江籍議員還發電給遠在法國的蔡元培,說是要推選他當浙江省督軍。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乘船由馬賽回國,抵達上海。 1916年12月26日,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支持新文化運動,提倡學術研究,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實行教授治校。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將“抱定宗旨”置於首位。


1918年,他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他的教育模式新穎,不拘一格,認為教育是國家興旺之根本,是國家富強之根基。教育思想靈活,兼容並包,不因學術爭議而排斥,廣泛吸收各家所長。 “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他主張教育應注重學生,反對呆板僵化。他還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觀念。

蔡元培認為:教育之於社會,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領,所謂“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也”;二在服務,“就是學校裡養成一種人才,將來進社會做事”,或者“就是學生或教育一方面講學問,一方面效力社會”。


蔡元培為人寬厚、惻隱為懷,對中國社會及陋俗有透徹觀察,兩度遊學歐洲、親炙文藝復興後的科學精神及法國大革命後的思潮。他提倡民權與女權,倡導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讀書為官”的舊俗,開科學研究風氣,重視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帶的世界觀、人生觀、美學教育。


梁漱溟曾說,蔡元培從思想學術上為國人開導出一股新潮流,衝破了舊有習俗,推動了大局政

治,這是十分正確的。正是因為蔡先生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腳之地,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科學民主的思想得以傳播。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蔡元培不僅是現代北大的締造者,也是中國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


蔡元培作為近代中國文化界的卓越先驅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學術觀點,曾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發生過重要的影響。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的“兼容並包”的學術思想,不僅成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同時也是他所堅持的辦學原則。此思想提出後,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進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為中國思想活躍、學術興盛的最高學府。因此,“兼容並包”思想在接納新文化、反對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學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學方面的貢獻卻鮮為人知。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稱,自己的夢想之一就是寫一本《比較民族學》,“以研究民族學終老”。蔡元培赴京殿試時,在有關西藏的策論題中,他詳述西藏“地域廣袤,山川道裡”。 1901年蔡元培在《學堂教科論》中說:”以前的歷史只記帝王之事,不記民生風俗,以致於一群強弱盛衰之數,終不可稽。“


1924年8月出席國際民族學會第21次大會。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國漢堡大學專修民族學。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後發表了《說民族學》、《民族學與社會學》、《民族學上之進化觀》等文章。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時,蔡元培希望成立一個民族學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這個希望未能實現。


1928年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設民族學組,親任組長兼研究員。在民族學組裡開展了下列研究。


蔡元培一貫視教育為救國的基本途徑,推崇思想、學術自由,加之身為北京大學校長,對政府官僚掣肘、摧殘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獨立的積極倡導和支持者,並從理論上加以引導。 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發表了《教育獨立議》一文,闡明教育獨立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成為教育獨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他認為政黨與教育的對立表現為:

①教育要平衡發展人的個性和群性,政黨則不然,它要造成一種特殊的群性,為本黨服務,抹殺受教育者的個性。

②教育是求遠效的,著眼於未來,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內表現出來,所以講“百年樹人”。而政黨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慮眼前的利益。

③在政黨政治背景下,政權在各黨派之間更迭,由政黨掌管教育,必然會影響教育方針政策的穩定,影響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認為教育要超脫各派政黨之外。


為實現教育的真正獨立,蔡元培設計了教育經費獨立、教育行政獨立、教育獨立於宗教的具體措施,其中關於教育行政獨立的方案是:分全國為若干個大學區,每區設立大學一所,區內的高等專門教育,中、小學教育,社會教育,文化學術事宜均由該大學校組織辦理。大學的事務,由大學教授組成的教育委員會主持,校長由教育委員會選舉產生。各大學區大學的校長組成高等教育會議,處理各大學區間的事務。教育部只負責處理經高等教育會議議決而與中央政府發生關係的事務,及教育統計報告等,不干涉各大學區事務,教育總長必經高等教育會議認可。這一設想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實施“大學區製”的框架基礎。


蔡元培認為大學應當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學府,這是蔡元培辦學的指導思想,也是他大學教育思想的出發點。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總長身份出席北京大學開學典禮,在演說中就提出“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他更是反複申述這一思想。 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長的演說中,明確的向學生說明:“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肆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他為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他試圖通過貧兒院的試驗和推廣,逐步以學前兒童公共教育替代當時的家庭教育,最終實現學前兒童公育的理想。


他是中國近現代美育的倡導者,主張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方面實施美育,設想通過胎教院、育嬰院、幼稚園三級機構實施學前兒童美育:把胎教作為美育的起點;讓嬰兒及其母親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藝術美構成的環境之中;認為幼稚園的美育一方面通過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專題”進行,另一方面則要充分利用其他課內涵的美育因素,其72年的人生歷程,一路經歷風雨,始終信守愛國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於廢除封建主義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國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礎,為中國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

蔣公在日記中評價他:“惟其在教育上與本黨主義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見者,但有罪過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鄉愿式之影響為更惡劣也。”


蔡元培對近代與現代中國教育、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國才形成了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體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三、為中華民族保護了一批思想先進、才華出眾的學者。


他不僅為中國近現代資產階級大學教育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其中許多真知灼見,如重視大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注重發展學生個性,主張“溝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學問的專家實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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